杜戈尔住的那幢房子位于芬奇利路的拐角处。房子的正门安在一个拱门上，设计灵感来自垂直风格，但是从支撑门廊的柱子上依稀可见希腊的荣光。现在大堂里很阴暗，可是到了夏天，这里不仅幽暗，而且凉爽得令人精神焕发。铺成黑白棋盘图案的石板地让杜戈尔联想到威尼斯的宫殿和室内乐。今天，不知怎么，杜戈尔想起了一个中国皇帝，他把庭院摆成棋盘的样子，给罪犯穿上合适的衣服，拿他们当棋子玩。下棋者的技巧和策略将决定这些罪人死亡的速度。当王还是卒，哪一个更好呢？还是阳台上的皇帝？

他一步迈两个台阶，眼睛逐渐适应了从楼梯拐角处的彩色玻璃窗外透进来的昏暗光线。

杜戈尔住在四楼的阁楼上。起初这个地方只放了一张很大的台球桌，如今这个空间则被分隔成一个客厅、一个卧室和一个极小的厨房。三个房间的顶部都开了一扇长形的天窗，仿佛把一个小型的空中温室架在了房顶上。

他在客厅里找到了阿曼达。她正在电暖炉前用两副牌玩一局复杂的纸牌游戏。她没有抬头，他的手触碰到她的肩膀时，她却对着放在地板上的十二列八摞纸牌说：“你好，威廉。一会儿就好了。”

“没辙了。我所有的国王都没了。没茶叶了。”

“我买了一点。”

杜戈尔挤进厨房，把水壶装满，打开炉子。等水开的工夫，他把买来的茶叶倒进茶叶罐里，洗出来两只马克杯，在垃圾桶下面找到了托盘。他又闻到了一股怪味，塑料垃圾桶里或许又有什么异域植物在茁壮生长。水开了，把他从寻找异味源头这个道义责任上解脱出来。他把茶壶沏满，放在托盘上，端到客厅里。

阿曼达正在收拾牌。“天窗又漏了。”她的语气很随意，“警察那边怎么样？”

“没劲。一个很无趣，另一个一直在抠鼻子。例行公事罢了。”他把托盘放在两个扶手椅之间的八角桌上。突然，他不能再维持无动于衷的假象了。“对了，今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汉伯里寄来的。我猜是封信吧。还没打开看呢。”

阿曼达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每次她露出这种表情，都会让他焦虑不安，想要做一些丑陋不端的行为，比如把刀子放进嘴里。

“没拆。也许等等更好。我的意思是说，天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我拆信，你倒茶吧。”

杜戈尔掏出小刀，割断细绳，划开信封口。大信封里还有两个小信封，其中一个信封里装的是信，另一个装的是一摞用皮筋捆起来的钞票。他看着坐在对面的阿曼达，后者大笑道：“给我读读信上都写了什么。”

杜戈尔把信展开。这是一封长信，用酒店的信纸写的，一共有六七页，纸上挤满了浮夸的笔迹。

我亲爱的威廉：

我希望你永远也不要读到这封信。我会把它寄给我的银行，并注明如果没在一个星期内告诉他们取消的话，就转交给你。我想，这也算是一份保险单。

你也许很纳闷，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今晚我和你一起喝酒时就已经知道有人想杀我了。现在我认为他们动手的时间可能比我预期的要早。恐怕这听起来像是一出琐碎的情节剧。给你写信是因为我喜欢你——也许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而且我也没有别的写信对象。无论如何，我欠你一些钱。

今天晚上，我故意在很多方面误导了你。甘波过去是为我工作的。在牛津时我就认识他，不过是泛泛之交。他接受了我给的佣金，后来却试图敲诈我。他知道这笔交易与金钱有关，于是也想分一杯羹。他以为自己的能量在不断提升。我年轻时犯过一个小错，他抓住了这个把柄。

我真是受够他了。为了让你了解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请允许我概述一个很短的故事。上个月你肯定在报纸上看到过奥斯维斯·弗农·琼斯的讣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他教授的有关犯罪的课程曾经在全社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你当时可能太年轻了，不记得当年他对耶稣受难像《我主于群贼之间》的重估所引发的震惊和争议。他在达特穆尔做过神父。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密切关注几个康复中心，那是他在罗辛顿大教堂做教士之前的事。

这位神父还有一个职业。据我所知，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人知道。我必须补充一句，在达特穆尔时，为了增加收入，他在我的帮助下开发了另一项副业：他成了一个毒品贩子，不过是以一种谨慎高级的方式——他只通过中间人操作。

起初，他关心的是为挑选出来的犯人提供“生活用品”。他很可能把这视作“爱你的邻居”这项运动的延伸。但很快他就卷入了这项活动，不只是在金钱方面，也在智力方面。当然，他处在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上。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一个神职人员竟然可以轻松穿行于各个阶层的人中间，特别是他对罪犯的兴趣是合理的、出于神父职责的。他的组织迅速扩展到达特穆尔以外的地方。当他离开那里不做神父后，他开始四处旅行，于是把那个组织又扩展到了更远的地方。当然，还是我在帮他的忙。他很善于交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他既能让主教开心，也能让杀害儿童的凶手心情愉快。这对他来说是常有的事。

他成功的秘密有三个：把基督教传入监狱的使命、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非凡的记忆力。在他的鼎盛时期——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之间——他几乎可以安排任何事情：从一起谋杀到一公斤的海洛因；从地方议会的优惠待遇（至少能出席一个场合）到主教的职位。

他成功的秘诀是懂得克制，我觉得。他从来不会追求不确定的高额利润，而是信奉小富即安、安全第一。对于那几个和他有直接接触的人来说，他最多就是电话那头的一个声音。大部分人是通过我和另外一个人和他取得联系的。在某些场合，尽管他的客户了解他的宗教能力，却没有意识到，他给他们提供了远不止于此的物质享受。你明白吗，他需要做的就是让买家和卖家接上头，反之亦然。然后他就收取佣金，简单得很。

我负责他的一部分业务，一个叫迈克尔·艾洛依修斯·李的人负责另一部分。我的工作主要是应付那些富有的外行人——享有声望和地位的人士偶尔发觉需要有人帮助自己打破法律规条。李则和惯犯们打交道，这些人或者面临竞争对手的威胁，或者难以交付某些货物。我和李几乎没有直接接触，只是通过那位“教士”来交流。他会提供我们必要的名字、电话号码、地址等。

教士信任我们——很简单，他掌握着可以毁掉我们的信息。不过公平地讲，他是个慷慨的雇主。

这份秘密职业给他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他的花销非常谨慎，连他妻子都没有发现除了津贴——或者你们把它叫成别的什么——之外，他还有自己的一份小小收入。我想他资助了几家宠物慈善基金（比起人，他更愿意选择动物），拥有几幅不错的十八世纪版画和一个完美的酒窖。剩余的财产他用来投资珠宝——我相信主要是切割钻石。他把它们保存在罗辛顿巴克莱银行的保险箱里。

偶尔有那么几次，我和他一起去罗辛顿（李从来没去过那里）。向别人介绍我的身份时，他说我是他的一个远房表亲，做股票经纪的（很合适，这是一个模糊的职业）。弗农·琼斯很乐于把我介绍给当地的大人物。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由此我们就说到了他的另一个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的特点：他很恶毒。不是那种粗鲁的恶毒，而是讲究技巧，做事拐弯抹角。我能想象，他小时候过马路，肯定不会一脚跺死可怜的昆虫，而是慢慢地，把它们的小腿儿一个一个揪下来，或者把它们淹死在一勺蜂蜜里。当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表现得很和蔼的时候，他对人类也是如此。我坚信，他妻子是一点一点死去的，死在由他辛辛苦苦一手创建的那个小小的家庭地狱里。我和李不值得他做出这种牺牲。有时候我会琢磨，如果他不是神职人员，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人呢？他知道我和李水火不容，这一点正中他的下怀，他可以对我们俩分别控制。他很享受这种紧张的状态，但是他太聪明了，不会让这种紧张感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这是他活着的时候的事。不过很显然，他感觉死了以后就没有必要顾虑那么多了。他死后，我去罗辛顿参加他的葬礼。我跟他的律师和银行经理聊了聊，这两个人都来到那个市立公园一般的墓地，向他最后一次致敬。葬礼结束后，大家去了当地的一家酒店。也许他们本不该公开谈论已故客户的事，毕竟他们认为我和死者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他们还为我难过，因为弗农·琼斯死前写了一份遗嘱，把所有的财产留给了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对此，我丝毫没有感到惊讶。喝完三杯威士忌后，那个银行经理说，弗农·琼斯知道自己死期将近，圣诞节过后就把保险箱里的东西全部转移走了。那个律师也插话道，教士这个人有怪癖。依我看来，这句话轻描淡写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可以做他的墓志铭。他还说自己答应要在葬礼这天替他寄出两封信。不难发现，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另一封是写给李的。

那封信是第二天早上送到的。信封里只装着一份复印件，你也有的那份，还有一张弗农·琼斯的名片。写在名片背面的内容才是关键。他用潦草的笔迹写了一段话——《马太福音》7:7：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我很清楚，你可能觉得这件事越来越荒谬了。请再忍耐我一会儿吧。你明白吗，我相信我正确地诠释了他的想法。他给我的那两样东西，同时也是两条线索。通过这两条线索，我就可以找到他藏匿的珠宝。我还相信，他也把类似的、但是不同的线索交给了李。他并不在意把那些钻石留给谁，他想留下的是纠纷。很难向外人解释其中的究竟，不过，你必须明白两点：一是弗农·琼斯的恶意，二是他有破解密码的嗜好。首先，他知道我和李关系紧张，于是，一想到能在死后强化我们之间的敌意，并在坟墓里操控这两个人，就会令他情绪高涨。他既然告诉了我，我毫不怀疑他也告诉了李。那些石头价值六位数！这为两个人开展竞争提供了一个多么好、多么重要的动机啊！此外，他玩智力游戏上瘾，喜欢迂回地寻找解决办法。他是那种先玩填字游戏，再看报纸头条的人。他还是一个狂热的解码爱好者和密码分析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最大的野心是解密出自罗杰·培根之手的伏尼契手稿。此外，他还对中世纪手稿感兴趣，而且他知道，事实上，我和李都没有破解谜题的天赋。你明白事情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了吧？他给我们俩设置了一道难题，用一笔钱做奖金，把线索分别放在两个人手上。他很清楚，我们俩绝对不会联手，因为其中一个人会不可避免地试图欺骗另一个。

可以确定的是，总有一个人会得到那笔奖金。这个教士残忍、恶毒、狡诈，但是，说句公道话，他也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也就是玩填字游戏的人遵守的准则：如果你提出一个问题，就一定有一个答案，否则就不公平。

我们谈谈现在的事吧。今天晚上，有人跟着我回到酒店。我觉得自己很蠢，当我明白弗农·琼斯的想法时，没有采取更激进的做法，只是从布朗酒店搬到了布里斯托尔酒店。习惯导致粗心。李手下有一个人监视我的窗口。毫无疑问，还有更多的人在监视，李的人手总是很充足。可惜的是，今天晚上我必须出去——一件很紧急的小事，遗漏此事将令我在财务上陷入极端的困境。李早晚会想办法扣留我或者杀死我。很可能是后者。他会认为总体来说这么做更有成效，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会掂量一个死去的竞争者（也就是对他过去生活的微妙插曲了如指掌的危险人物），和一个有可能在他的胁迫下提供帮助的人，哪一个对他更有利。此外，他这种人认为，只有杀死某个人或者自己单干才会安心。他也可能会失败，我还没到不堪一击的时候。但有时我觉得干这行我实在有点老了。

好了，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在读这封信，说明我已经死了。而你，如果你愿意，随你的意，可以代替我迅速富裕起来。和李相比，你有更多的优势：你是外人，李不知道你的存在；在头脑上你可能比他的装备更精良——你的背景更接近弗农·琼斯。当然，这要取决于你。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不要冒险。李不是傻子，也不是一个神经兮兮的人。我的忠告是，如果遇到他，你就撤退，不要给他时间对你产生怀疑。

我必须把这封信封起来交给酒店的人。我竟然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感觉好像是在写遗嘱——你当然不想漏掉任何东西，原因显而易见。

最后再说一点：如果我是你，看完这封信就把它烧掉。我知道这个做法很笨，可是信中的内容不应该被不适当的人看到。

如果你读了这封信，我向你致以诚挚的歉意。

詹姆斯·汉伯里

杜戈尔把信扔在地上。他读得口干舌燥。他喝了一大口已经温了的茶水，接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安静的房间几乎暗了下来，他发现最后两页字已经看不清了，可是又不想开灯。公共汽车隆隆地驶过楼下的芬奇利路，间或还有高峰时间的喇叭发出痛苦的鸣叫。真奇怪，伦敦本应该像往常那样清空自己。

阿曼达站起身，拧开台灯，拉上窗帘。窗帘旧了，颜色也退了，棉绒布料呈现出一种宁静的蓝色。杜戈尔看着它们。

“他好像有点生气。”阿曼达语调轻快地说，“里面装了多少钱？”

他们开始数钱，每个人拿了半沓。杜戈尔很爱做这件事，感觉自己的手好像是别人的。汉伯里答应给他一千一百英镑，实际上，他几乎多给了一千。

“麻烦的是，”阿曼达若有所思地嘟囔着，“两千英镑可不是恶作剧，能一笑了之。没人开得起这么昂贵的玩笑。”

“哦，这不是玩笑。”杜戈尔厉声道。阿曼达惊讶地看着他，他赶忙道歉。这封信搞得他心烦意乱，读信的过程也很痛苦。但是，他不想把自己的感觉告诉阿曼达，因为她会说这种感觉很愚蠢。相反，杜戈尔说，甘波和汉伯里的死不是一场喜剧。更有可能的是，要么汉伯里疯了（不管他是死是活），要么他不光死了，还说出了真相。阿曼达说“是”的时候，他开始仔细核对目前的几个选项。他可能是对的，但阿曼达希望他的语气不要那么傲慢。

“我认为他说的是实话。”她继续慢慢悠悠地说，“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会这么丧失理智。或者至少不会用那种方式。”

杜戈尔表示同意，他正在努力忽略她批评他傲慢这件事，结果算是成功了吧。这不是第一次了。只要他稍微喝几杯酒，享受音节从嘴里溢出来的感觉时，她就会这么说。或许他是有点傲慢。他的思绪回到眼前的问题上，说出了自己的疑虑：杀死汉伯里的人是不是已经注意到他了？不管那个凶手是李，还是他的某个雇员。阿曼达的回答是否定的，她的口气表明，他们俩的想法截然不同。如果有人看到他和汉伯里在一起，那李早就和他联系了。毫无疑问，她是对的，杜戈尔想，但是他希望阿曼达的语气里能流露出一丝担忧。

“那我们怎么办？”她说。杜戈尔很感激她用了“我们”这个词。他看着她，心想，兴奋之情令她的面容如此鲜亮。让他忧心忡忡的事情，竟把她变得如此美丽。

“要么花掉这笔钱，忘记汉伯里，要么——去一趟罗辛顿，我觉得，这是唯一可做的事情。整件事都指向那里，不是吗？手稿、弗农·琼斯和汉伯里的来信。我们可以在那儿度个周末——四处瞧瞧，看看他过去住在什么地方。没准能撞上大运……如果我们得到那些该死的东西，都不知道卖到哪儿去。”

“别这么沮丧，威廉。我们明天就去。”阿曼达对他露出微笑。杜戈尔意识到，她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他也回到了有利的位置。想一想，去一个有大教堂的城市玩上一两天也是蛮诱人的。如果他们慎重一点，就不会遇到什么真正的危险，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