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选择几桩典型案子来说明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卓越才智，我尽可能少选那些耸人听闻的事情，而只提供最能显示他的才能的案件。可是，不幸的是，又不可能把耸人听闻和犯罪截然分开。笔者真是左右为难，要么必须牺牲那些对于他的叙述必不可少的细节，从而给问题加上一种虚构的印象，要么就得使用机缘而不是选择所得的材料。说了这番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我将翻阅我的记录，看一看这一连串虽然特别可怕但却十分离奇的事件。

八月的一天，骄阳似火。贝克街象一座火炉。阳光照在大街对面房子的黄色砖墙上，刺得人们的眼睛发痛。在冬天隐约出现在朦胧迷雾之中的也是这些砖墙，真叫人难以置信。我们的百叶窗放下一半，福尔摩斯蜷缩在沙发上，拿着早班邮差送来的信一看再看。我呢，我在印度工作过，练就了一身怕冷不怕热的本领，华氏九十度的气温也受得住。晨报枯燥无味。议院已经散会。人人都出城去了，我也想去新森林或者南海海1乡下和海边都引不起他丝毫兴趣。他愿意呆在五百万人的中心，把他的触角伸到他们中间，锐敏地探索需要侦破的每一个谣传和疑点。他的天赋虽高，却不会欣赏自然。只有当他把注意力从城里的坏分子转向乡下的恶棍时，他才到乡间去换换空气。

看到福尔摩斯全神贯注，不想谈话，我把枯燥乏味的报纸扔在一边，靠在椅子上陷入沉思。正在这时，我同伴的声音突然打断了我的思路。

“最荒谬！”我惊呼道，突然意识到他说出了我内心想要说的话。我在椅子上直起身来，吃惊地凝视着他。

“这是怎么一回事，福尔摩斯？”我喊道，“这真是出我意料。”

看见我迷惑不解，他爽朗地笑了。

“你记得，”他说，“不久前我给你读过爱伦·坡的一篇短文中的一段。里面有一个人把他同伴没有说出来的想法一一推论出来。你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作者的一种巧妙手法。我说我也常常有同样的推理习惯，你听后表示不相信。”

“哪里的话！”

“你嘴里也许没有这样说，亲爱的华生，但是你的眉毛肯定是这样说的。所以，当我看到你扔下报纸陷入沉思的时候，我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对此加以推论，并且终于打断你的思索，以证明我对你的关注。”

“你这可是冤枉你自己了。脸部表情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方式，而你的面部表情正是你的忠实仆人。”

“你是说，你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看出了我的思路？”

“你的面部表情，特别是你的眼睛。你是怎样陷入沉思的，也许你自己也想不起来了吧？”

“想不起来了。”

“那么我来告诉你。你扔下报纸，这个动作引起了我对你的注意。你毫无表情地坐了半分钟。然后你的眼光落在你最近配上镜框的戈登将军的照片上。这样，我从你脸部表情的变化上看出你开始思考了。不过想得不很远。你的眼光又转到放在你书上的那张还没有配镜框的亨利·华德·比彻的照片上面。后来，你又抬头望着墙，你的意思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你是在想，这张照片如果也装进框子，正好盖上那面墙上的空白，和那边戈登的照片相对称。”

“你对我观察得真透彻！”我惊讶地说。

“到此为止，我还没有看偏。可是，你当时的思路又回到比彻上面去了。你一直盯住他，好象在研究他的相貌特征。然后，你的眼神松弛了，不过你仍旧在望着，满面心思。你在回想比彻的战绩。我很清楚，这样你就一定会想到内战期间比彻代表北方所承担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认为我们的人民对他态度粗暴，对此你表示过强烈的不满。你对此事的感受是如此强烈，因此我知道，你一想到比彻就会想到这些。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你的眼光离开了照片，我猜想你的思路现在已转到内战方面。我观察到你闭着嘴唇，眼睛闪闪发光，两手紧握着，这时我断定你是在回想那场殊死搏斗中双方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但是接着，你的脸色又变得更阴暗了，你摇着头。你在思量悲惨、恐怖和无谓的牺牲。你的手伸向身上的旧伤痕，嘴角颤动着露出一丝微笑，这向我表明，你的思想已为这种可笑的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所占据。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看法：那是愚蠢的。我高兴地发现，我的全部推论都是正确的。”

“完全正确！”我说。“不过现在你已经解释过了，可是我承认，我还是和刚才一样不理解。”

“华生，这确实是十分肤浅的。如果不是你那天表示有些不相信，我是不会用这件事来分散你的注意力的。不过，我手里有一个小问题，要解决它，一定比我在思维解释方面的小尝试更加困难。报上有一段报道，说克罗伊登十字大街的库辛小姐收到一只盒子，里面装的东西出人意料。你注意到没有？”

“没有。我没有见到。”

“啊！那一定是你看漏了。把报纸扔给我。在这儿，在金融栏下面。劳驾，大声念一念。”

我把他扔给我的报纸拾起来，念了他指定的那一段。标题是《一个吓人的包裹》。

“苏珊·库辛小姐住克罗伊登十字大街。她成了一次特别令人作呕的恶作剧的受害者，除非这件事另有更为险恶的用心。昨天下午二时，邮差送去一个牛皮纸包着的小包裹。包裹里是一只硬纸盒，盒内装满粗盐。库辛小姐拨开粗盐，吓了一大跳。她看见里面有两只显然是刚割下不久的人耳朵。这只包裹是头天上午从贝尔法斯特邮局寄出的。没有写明寄件人是谁。使问题更加神秘的是，库辛小姐是一位年已五十的老处女，过着隐居生活，来往友人和通信者甚少，平日难得收到邮包。但在几年前，当她卜居彭奇时，曾将几个房间出租给三个医学院学生。后因他们吵闹，生活又不规律，不得不叫他们搬走。警方认为，对库辛小姐的这一粗暴行径，可能是这三名青年所为。他们出于怨恨，将解剖室的遗物邮寄给她，以示恐吓。另亦有看法，认为这些青年中有一名是爱尔兰北部人，而据库辛小姐所知，此人是贝尔法斯特人。目前这一事件正在积极调查中。卓越侦缉官员之一雷斯垂德先生正负责处理此案。”

“《每日记事》报就谈了这么多，”当我读完报纸，福尔摩斯说。“现在来谈谈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吧。今天早晨我收到他一封信。信里说：

‘我认为你对此案极为在行。我们正在竭力查清此事，但继续工作颇感困难。我们自然已经电询贝尔法斯特邮局。但当天交寄的包裹极多，无法单一辨认或回忆寄件人姓名。这是一只半磅装甘露烟草盒子，对我们毫无帮助。医学院学生之说我看仍然最有可能，但如果你能抽出几个小时，我将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你。我整天不在这宅子里就在警察所。’

“你看怎么样，华生？能不能不顾炎热跟我到克罗伊登走一趟，为你的记事本增加一页内容？”

“我正想干点什么哩。”

“这就有事了。请你按一下铃，叫他们把我们的靴子拿来，再去叫一辆马车。我换好衣服，把烟丝盒子装满，马上就来。”

我们上了火车之后，下了一阵雨。克罗伊登不象城里那样暑气逼人。福尔摩斯事前已经发了电报，所以雷斯垂德已在车站等候我们。他象往常一样精明强干，一副侦探派头。步行了五分钟，我们来到库辛小姐住的十字大街。

这条街很长，街旁是两层楼的砖房，清洁而整齐，屋前的石阶已被踩成白色，系着围裙的妇女三五成群地在门口闲谈。走过半条街后，雷斯垂德站下来去敲一家的大门。一个年幼女仆开了门。我们被带进前厅，看见库辛小姐正坐在那里。她是个面貌温和的妇女，一对文静的大眼睛，灰色的卷发垂落在两鬓。她的膝上搁着一只没有绣完的椅套，身边放着一个装有各色丝线的篮子。

“那可怕的东西在外屋，”当雷斯垂德走进去时，她说，“我希望你把它们都拿走。”

“是要拿走的，库辛小姐。我放在这儿，只是让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来当着你的面看一看。”

“干吗要当着我的面，先生？”

“说不定他想提出一些问题。”

“我说，这事我一无所知，向我提问又有什么用处？”

“确实如此，太太，”福尔摩斯用安慰的语气说道，“我不怀疑，这件事已经够使你气恼的啦。”

“是啊，先生。我是个喜欢安静的女人，过着隐居的生活。看见我的名字登在报上，警察到我家里来，对我真是新鲜的事情。我不愿意让这东西放在我这儿，雷斯垂德先生。如果你要看，请到外面的屋里去看吧。”

那是一间小棚子，在屋背后的小花园里。雷斯垂德进去拿出一个黄色的硬纸盒，一张牛皮纸和一段细绳子。在小路尽头有个石凳，我们都坐在石凳上。这时，福尔摩斯把雷斯垂德递给他的东西一一察看。

“绳子特别有意思，”说着他把绳子举到亮处，用鼻子嗅了一嗅。“你看这绳子是什么做的，雷斯垂德？”

“涂过柏油。”

“一点儿不错。是涂过柏油的麻绳。无疑，你也注意到了，库辛小姐是用剪刀把绳子剪断的。这一点可以从两端的磨损看出来。这很重要。”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重要，”雷斯垂德说。

“重要就在于绳结原封未动。还有，这个绳结打得很不一般。”

“打得很精致。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了，”雷斯垂德得意地说。

“那么，关于绳子就谈这么多吧，”福尔摩斯微笑着说，“现在来看包裹纸。牛皮纸，有一股明显的咖啡味。怎么，没有检查过？肯定没有检查过。地址的字写得很零乱：‘克罗伊登十字大街S·库辛小姐收’，是用笔头很粗的钢笔写的，也许是一支J字牌的，墨水很差。‘克罗伊登’一词原来是拼写的字母‘i’，后来被改成字母‘y’了。这个包裹是个男人寄的——字体显然是男人的字体——此人受的教育有限，对克罗伊登镇也不熟悉。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盒子是一个半磅装甘露烟草盒子。除了盒子左下角有指印外，没有明显痕迹。里面装的是用来保存兽皮或其它粗制商品的粗盐。埋在盐里的就是这奇怪的东西。”

他一面说，一面取出两只耳朵平放在膝头上仔细观察。这时雷斯垂德和我各在一边弯下身子，一会儿望着这可怕的遗物，一会儿又望着我们同伴的那张深沉而迫切的脸。最后，他又把它们放回盒子，坐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

“你们当然都看到了，”他最后说，“这两只耳朵不是一对。”

“不错，我们注意到了。可是，如果真是解剖室的学生们搞的恶作剧，那么，他们是很容易挑两只不成对的耳朵配对的。”

“很对。但这不是一个恶作剧。”

“你能肯定吗？”

“根据推测，决不可能是恶作剧。解剖室里的尸体都注射过防腐剂。这两只耳朵上没有这种痕迹，是新鲜的，是用一种很钝的工具割下来的。如果是学生干的，情况不会是这样。还有，学医的人只会用石碳酸或蒸馏酒精进行防腐，当然不会用粗盐。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什么恶作剧，我们是在侦查一桩严重的犯罪案件。”

听了福尔摩斯的话，看着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这段冷酷的开场白似乎投下了某种奇异而不可名状的恐怖的阴影。然而，雷斯垂德摇摇头，好象只是半信半疑。

“毫无疑问，恶作剧的提法是说不过去的，”他说，“可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更加不能成立了。我们知道，这个妇女在彭奇过着一种平静而体面的生活，近二十年来一直如此。这段时间里，她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家。罪犯为什么偏要把犯罪的证据送给她呢？特别是，她同我们一样，对这件事所知不多，除非她是个极其高明的女演员。”

“这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福尔摩斯回答说，“至于我呢，我要这样着手。我认为我的论据是对的，而且这是一桩双重的谋杀案。一只耳朵是女人的，形状纤巧，穿过耳环。另一只是男人的，晒得很黑，已经变色，也穿过耳环。这两个人可能已经死去，不然我们早就会听到他们的遭遇了。今天是星期五。包裹是星期四上午寄出的。那么，这场悲剧是发生在星期三或星期二，甚至更早一些。如果这两个人已被谋杀，那么，不是谋害者把这谋杀的信号送给库辛小姐的又是谁呢？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寄包裹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不过，他把包裹送给库辛小姐，其中必有道理。然而，道理又何在呢？一定是告诉她，事情已经办完！或者是为了使她痛心。这样，她就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她知道吗？我怀疑。如果她知道，又为什么报告警察？她本可以把耳朵一埋了事，谁也查不出来。她应该这样干，如果她想包庇罪犯的话。但是，如果她不想包庇他，她就会说出他的姓名。这就是症结所在，需要我们去查明的。”他说话的声音一直高而急，茫然瞪着外面的花园篱笆，可是现在，他轻快地站了起来向屋里走去。

“我想问库辛小姐几个问题，”他说。

“那么，我就告辞了，”雷斯垂德说，“我手头还有些小事要办。我想我不需要进一步向库辛小姐了解什么了。你可以在警察所找到我。”

“我们上火车的时候，会顺道去看望你的，”福尔摩斯回答说。过了一会儿，他和我走进前屋，那位缺少热情的女士仍然静静地在绣她的椅套。我们走进屋时，她把椅套放到膝上，用她那双坦率、探索的蓝眼睛看着我们。

“先生，我深信，”她说，“这件事是一个误会，包裹根本就是想寄给我的。这一点，我已经对苏格兰场的那位先生说过多次了，可是他总是对我一笑了之。据我所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敌人，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捉弄我呢？”

“我也这样想，库辛小姐，”福尔摩斯说，一边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想更可能的是——”他停住了。我不禁吃惊，只见他紧紧地盯住这位小姐的侧面。一瞬间，他急切的脸上显出惊异和满意的神色。当她抬起头来探索他不说话的原因时，他已经恢复了原来平静而认真的神态。我仔细打量着她那光滑而灰白的头发，整洁的便帽，金色的小耳环和她那温和的面容，但是，使我的同伴那样激动的原因，我却没有看出来。

“有一两个问题——”

“啊，问题已经使我厌倦！”库辛小姐不耐烦地说。

“我想，你有两个妹妹。”

“你怎么知道？”

“进屋的那一刹那，我看见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三位女士的合影照片。一位无疑是你本人，另外两位长得跟你极象，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无须置疑的。”

“对，你说得对。她们是我的两个妹妹，萨拉和玛丽。”

“在我身子的旁边还有一张照片，是你妹妹在利物浦拍的。合影的男子，从制服来看，可能是海轮上的船员。我看，当时她还没有结婚。”

“你的观察力真敏锐。”

“这是我的职业。”

“唔，你说得很对。后来没过几天她就嫁给布朗纳先生了。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在南美洲航线上工作。可是他太爱她了，不肯长期离开她，于是就转到利物浦——伦敦这条航线的船上做事。”

“哦，大概是‘征服者’号吧？”

“不是。我上次听说是在‘五朔节’号。吉姆曾经来看过我一次。那是在他开戒之前。后来他一上岸就喝酒，喝一点就发酒疯。嗨！他重新拿起了酒杯之后，日子就不好过了。开始，他不跟我来往，接着跟萨拉吵嘴，现在连玛丽也不写信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显然，库辛小姐谈到一个她深有感触的话题了。象大多数过着孤独生活的人一样，刚开始时她很害臊，后来就十分健谈了。她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她那个当服务员的妹夫的情况，然后又把话题扯到了她原先的几个学医的学生房客身上，有关他们的问题谈了好半天，还告诉我们他们的姓名，在什么医院工作。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字不漏，不时提出问题。

“关于你的第二个妹妹萨拉，”他说，“既然你们两位都是未婚妇女，很奇怪你们怎么不住在一起。”

“哎呀！如果你知道萨拉的脾气，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来到克罗伊登以后，我曾尝试过一起住，直到大约两个月前才不得不分手。我并不想说我的亲妹妹一句坏话，可是她老爱管闲事。这个萨拉很难伺候。”

“你说她跟你在利物浦的亲戚吵过嘴。”

“是的，可他们有一段时间是最相好的朋友。嗨，她到那儿去住本来是想亲近他们。现在可好，她对吉姆·布朗纳没有一句好话。她在这儿住的最后半年里，除了说他喝酒和爱耍各种手段外不说别的。我猜想，他发现了她爱管闲事，并且骂了她一顿，这一下事情就开了头了。”

“谢谢你，库辛小姐，”福尔摩斯说完，站起来点了点头。

“我想，你刚才说你妹妹是住在瓦林顿的新街，是不是？再见。正如你所说，你被一件和你完全无关的事弄得苦恼不堪，我为此感到不安。”

我们走出门外，正好一辆马车驶过。福尔摩斯叫住了马车。

“到瓦林顿有多远？”福尔摩斯问道。

“只有半英里，先生。”

“很好。上车，华生。我们要趁热打铁。案情虽然简单，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两个非常有意义的细节。车夫，到了电报局门口请停一下。”

福尔摩斯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随后就一路靠在车座上，把帽子斜放在鼻梁儿上遮住迎面射来的阳光。车夫把马车停在一所住宅前面。这座房子和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座十分相似。我的同伴吩咐车夫等候着，他刚要举手叩门环，门就打开了。一位身穿黑衣、头戴一顶有光泽的帽子、态度严肃的年轻绅士出现在台阶上。

“库辛小姐在家吗？”福尔摩斯问。

“萨拉·库辛小姐病得很厉害，”他说。“从昨天起她得了脑病，非常严重。作为她的医药顾问，我不允许任何人前来见她。我建议你十天后再来。”他戴上手套，关上门，向街头大步走去。

“好吧，不能见就不能见。”福尔摩斯高兴地说。

“也许她不能也不会告诉你多少事情。”

“我并不指望她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只想看看她。不过，我想我已经得到我想得到的一切。车夫，送我们到一家好饭店去。我们到那儿去吃午饭，然后再上警察所拜访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

我们一同吃了一顿愉快的便餐，吃的时候，福尔摩斯只谈小提琴，别的什么也不说。他兴致勃勃地叙述他是怎样买到他那把斯特拉地瓦利斯提琴的。那把提琴至少值五百个畿尼。他花了五十五个先令就从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个犹太掮客手里买了来。他从提琴又谈到帕格尼尼。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钟头，一边喝着红葡萄酒，他一边对我谈起这位杰出人物的桩桩轶事。下午已经过去，灼热的阳光已经变成了柔和的晚霞，这时我们来到警察所。雷斯垂德站在门口等着我们。

“你的电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

“哈，回电来了！”他撕开电报看了一下，然后揉成一团放进口袋。“这就对了。”他说。

“你查出什么啦？”

“一切都已查明！”

“什么？”雷斯垂德惊愕地望着他，“你在开玩笑。”

“我生平从来没有这样严肃过。这是一件惊人的案子，并且我想我现在已经弄清楚各个细节。”

“那么罪犯呢？”

福尔摩斯在他的一张名片背后随手写了几个字，扔给雷斯垂德。

“这就是姓名，”他说。“你最快也要到明天晚上才能逮捕他。说到这个案件，我倒希望你根本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因为我只想参与那些破案办法尚有困难的案子。走吧，华生。”我们迈步向车站走去，留下了雷斯垂德。雷斯垂德满脸喜悦，仍在瞧着福尔摩斯扔给他的那张纸片。

“这个案子，”那天晚上当我们在贝克街的住所里抽着雪茄聊天的时候，福尔摩斯说道，“正如你撰述的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中所进行的侦查那样，我们被迫从结果倒过去推测起因。我已写信给雷斯垂德，要他为我们提供我们现在需要的详细情况，而这些情况只有在他捕获罪犯之后才能得到。他做这种工作是安全可靠的，虽然他毫无推理能力，但一旦知道他该干些什么，他会象一头哈巴狗那样顽强地干下去的。确实，也正是这种犟劲，使得他得以在苏格兰场身居高位。”

“这么说，你这个案件还没有完成喽？”我问。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罪恶事件的作案人是谁，尽管案中的一个受害者的情况我们还弄不清楚。当然，你已经有你自己的结论了。”

“我推想，利物浦海轮的服务员吉姆·布郎纳是你怀疑的对象吧？”

“哦！岂止是怀疑。”

“可是，除了一些模糊的蛛丝马迹以外，别的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正好相反，我看是再清楚不过了。让我简单地来谈一下主要的步骤。你记得，我们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心中完全无数。这往往是一个有利条件。我们没有形成一定的看法，只是去进行观察，并从观察中作出推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一位非常温和可敬的女士，她好象并不想严守什么秘密。后来就是那张告诉我们她有两个妹妹的照片。我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那只盒子是要寄给她们当中的一个。我把这个念头放在一边，可以推翻它，也可以肯定它，都由我们自便。然后我们到花园里去，你记得，我们看到了黄纸盒子里的非常奇怪的东西。

“绳子是海轮上缝帆工人用的那一种。我们在调查时还闻到有一股海水的气味。我看到绳结是通常水手打的那种结法；包裹是从一个港口寄出的；那只男人的耳朵穿过耳环，而穿耳环在水手中比在陆地上工作的人更为普遍。因此我坚决相信，这场悲剧中的全部男演员必须从海员中间去找寻。

“当我开始查看包裹上的地址时，我发现是寄给S·库辛小姐的。现在，三姐妹中的老大当然是库辛小姐。虽然她的缩写字母是‘S’，但同样它也可以属于另外两个妹妹当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调查不得不完全从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于是我登门拜访，想弄清这一点。当我正要向库辛小姐担保，说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时，你可能还记得，我突然住了口。情况是这样，正在这时我看见某种东西，它使我大为惊讶，同时又大大缩小了我们的查询范围。

“华生，你是医生，你知道，人体上任何部分都不象耳朵那样千差万别。各人的耳朵各不相同，这是常理。在去年的《人类学杂志》上，你可以看到我所写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两篇短文。我以一个专家的眼光检查了纸盒里的两只耳朵，并仔细观察了这两只耳朵在解剖学上的特点。当我注视库辛小姐，看到她的耳朵同我检查过的那只女人耳朵极为相似时，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惊愕心情了。这件事决非巧合。耳翼都很短，上耳的弯曲度也都很大，内耳软骨的旋卷形状也相似。从所有特征上看，简直是同一只耳朵。

“我当然立即就知道这一发现极其重要。受害者是血缘亲属这一点是明显的，可能还是很近的关系。我开始同她谈起她的家庭，你记得吧，她立即就把一些极有价值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们。

“首先，她的妹妹叫萨拉，她的住址不久前一直是相同的，所以，误会从何而来，包裹是寄给谁的，这就很清楚了。接着，我们又听说那个服务员娶了老三，并且得知他一度曾和萨拉小姐打得火热，所以她就去到利物浦和布朗纳一家在一起。后来一场争吵把他们分开，几个月来他们断绝了一切通信。所以，如果布朗纳要寄包裹给萨拉小姐，他当然会寄到她原来的旧址。

“现在，真相开始大白。我们已经知道有个服务员，这个人富于感情，容易冲动——你记得，他为了和妻子在一起，抛弃了一个非常优厚的差事——而且有时候嗜酒如命。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妻子已被谋害，而有一个男人——假定是一个海员——也同时被人杀害了。当然，这立刻就使人想到，这一罪行的动机就是妒忌。那么，为什么又把这次凶案的证据寄给萨拉·库辛小姐呢？也许是因为她在利物浦居住期间，曾插手了造成这一悲剧的事件。你知道，这条航线的船只在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和沃特福德等地停靠，因此，假定作案的是布朗纳，作案后立即上了‘五朔节’号，那么，贝尔法斯特则是他能够寄出他那个可怕的包裹的第一个码头。

“在这一阶段，显然也可能有第二种答案，而且，虽然我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我决定在继续下去之前把它说清楚。也许有一个失恋的情人谋杀了布朗纳夫妇，那只男人的耳朵可能就是丈夫的。这一说法将会遭到许多人的坚决反对，但却是可以想象的。所以我拍了个电报给我在利物浦警界办事的朋友阿尔加，请他去查明布朗纳太太是否在家，布朗纳是否已乘‘五朔节’号走了。后来，我和你就去瓦林顿拜访萨拉小姐去了。

“首先，我急于了解，这家人的耳朵和她的耳朵相似的程度。当然，她可能告诉我们十分重要的情报，但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她肯定在前一天已经听说过这个案子，因为克罗伊登已经满城风雨，而且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这个包裹是寄给谁的。如果她愿意协助司法部门，她可能早已向警方报告。显然我们有义务去拜访她，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发现，包裹到达的消息——此后她就病倒了——给了她那么大的影响，以致使她患了脑病。进一步搞清楚的是，她了解这件事的全部意义，但同样清楚的是，我们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她的帮助。

“然而，我们实际上并没依靠她的帮助。我们的答案正在警察所等着我们，我已叫那里的阿尔加将答案送来。没有什么比这更明确的了。布朗纳太太的屋子关闭了三天多，邻居以为她去南方看亲戚去了。从轮船办事处已经查明，布朗纳已乘‘五朔节’号出航。我估计，该轮将在明晚到达泰晤士河。等到布朗纳一到，他就会遇到迟钝但却是果断的雷斯垂德。我毫不怀疑，我们将会得悉全部详情。”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希望没有落空。两天之后，他收到一大包信札，内装雷斯垂德探长的一封短信和一份好几大张的打字文件。

“雷斯垂德已经把他逮住啦，”福尔摩斯说，瞟了我一眼。“听听他说些什么，或许会引起你的兴趣。

‘亲爱的福尔摩斯：

按照我们用以检验我们的主张所制订的计划（华生，这个“我们”说得很有意思，对吧？），我于昨日下午六时前往阿伯特码头走访了“五朔节”号轮船。该轮属于利物浦、都柏林、伦敦轮船公司。经了解，船上有一服务员名叫吉姆·布朗纳，因他在航行过程中举止异常，船长不得不停止他的工作。我去到他的舱位，看见他坐在一只箱子上，两手撑着脑袋，摇来晃去。此人身材高大结实，脸刮得很干净，皮肤黝黑，有点象曾在冒牌洗衣店那件案子中帮助过我们的那个阿尔德里奇。他刚一知道我的来意，就跳了起来。我吹响警笛，唤来两名守候在角落里的水警，但是他似乎并不介意，甘愿束手就擒。我们把他连同他的箱子一起带到密室里，以为箱子里会有什么罪证，但除了大多数水手都有的一把大尖刀之外，其他一无所有。然而我们发觉，我们并不需要更多的证据，因为带到警察所一经审讯，他就要求招供。速记员照他所供作了记录，打出了三份。一份随信奉上。事实证明，不出我的预料，此案件极其简单。阁下对于我所进行的调查给予很多帮助，谨此致谢。

你的忠实朋友

G·雷斯垂德上’

“嗯！调查倒是很简单，”福尔摩斯说道，“不过，当他第一次邀请我们的时候，我并不认为他是那样想的。还是让我们来看吉姆·布朗纳自己是怎么说的吧。这是罪犯在谢德威尔警察所向蒙特戈默里警长所作供词的逐字逐句记录。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有，我有许多话要说。我要统统说出来。你可以把我绞死，也可以不管我。你们打我一顿也可以。我告诉你，自从我干了那件事以后，我睡觉的时候都没有闭过眼睛，也不会再闭上眼睛了，老是醒着。有时候是他的脸，更经常的是她的脸。他们老在我眼前，不是他就是她。他皱着眉头，象个黑人，而她的脸上老是带着惊恐的神色。嗨，这只白色的小羔羊，当她从一张以前对她总是充满爱情的脸上看到杀气腾腾的时候，她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但那是萨拉的过错，但愿她在一个被毁了的人的诅咒下遭殃，让她的血在血管里败坏！并非我要为自己洗刷。我知道我喝了酒，就象一头野兽。但是，她会原谅我的，如果不是那个女人进了我家的门，她会和我紧密地在一起的，就象一根绳子套在一个滑轮上那样。因为萨拉·库辛爱我——这是事情的根源——她爱我，直到她知道我爱我妻子印在泥土上的脚印胜过爱她的整个肉体和灵魂时，她的全部爱情就变成了刻毒的仇恨。

‘她们是三姊妹。老大是个老实女人，老二是个魔鬼，老三是个天使。萨拉三十三岁。我结婚的时候，玛丽是二十九岁。我们在一起成了家，日子过得很幸福。整个利物浦没有一个女人比得上我的玛丽。后来，我们请萨拉来住一个星期，从一个星期住到一个月，就这样，她成了我们家里的人。

‘当时我戒了酒，存了一点钱，一切都很美满。我的天哪，谁会想到竟弄成这样？做梦也没想到啊！

‘我经常回家过周末，有时遇到船要等着装货，我一次就可以在家里住上一个星期，这样我经常见到我的姨姐萨拉。她瘦高个儿，皮肤有点黑，动作敏捷，性情暴躁，老是扬着头显得很傲慢，目光就象从火石上发出的火花。可是，只要小玛丽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她。我发誓，上帝饶恕我吧。

‘有时候，她好象喜欢单独和我在一起，或是哄我和她一起出去走走，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那种事。有一天晚上，我才明白了。我从船上回家，我妻子不在家，可萨拉在。“玛丽呢？”我问。“啊，她去付账去啦。”我有点不耐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五分钟不见玛丽就不高兴了，吉姆？”她说，“这么一会儿你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我感到太不荣幸了。”“这没什么，姑娘，”我说着，善意地把手向她伸去，她立刻用双手握住我的手。她的两手热得象在发烧。我注视着她的眼睛。从她的眼里我看出了一切，不需要她说什么，也不需要我说什么。我皱了皱眉头，把手抽开。她一言不语地在我身边站了一会儿，然后用手轻轻抚摸我的肩膀。“好一个稳重的吉姆！”她说完，发出一声嘲弄的笑声，跑到屋外去了。

‘唉，从那以后，萨拉恨透了我。她也真是一个会恨人的女人。我真傻，就这样让她跟我们住在一起，我真是个稀里糊涂的傻瓜。可是我没有向玛丽吐露一个字，因为我知道这样会使她伤心的。一切都跟往常一样。过了一些时候，我开始发现玛丽有点儿变了。她以前是那样相信人，那样天真，可现在她变得古怪，多疑，我到哪儿去过，我在干什么，我的信是谁写来的，我口袋里装的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莫名其妙的事，她都要问个明白。她一天比一天古怪，一天比一天容易发脾气。没有任何原因，我们却有吵不完的嘴。这真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现在，萨拉避开我，可是她和玛丽简直形影不离。我现在明白了，她是怎样去挑拨她，欺骗她，调唆她来和我作对。可是，我却近视得象个瞎子，当时竟没有看出来。后来我开了戒，又喝酒了，可是，如果玛丽象从前那样对待我，我是不会再喝酒的。她有理由讨厌我。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这时候又插进来一个阿利克·费拜恩，事情就糟透了。

‘刚开始，他到我们家是来看望萨拉的，很快就是来找我们的了。这个人有一套讨人喜欢的办法，走到哪儿，哪儿就会有他的朋友。他是一个时髦傲慢的小伙子，很漂亮，长着一头卷发。他跑遍了半个世界，见闻广而健谈。我不否认，他很有风趣。象他这样一个海员，举止那么斯文，我想他肯定在船上当过高级职员而不是一般水手。有一个月他在我们家进进出出，我从来没想到过他那温和而机智的风度里藏有恶意。有些事情终于使我产生了疑虑。从那天以后，我的平静就一去不复返了。

‘那也不过是一件小事。我偶然来到客厅，一进门时，我看见我妻子脸上露出欢迎的神色，可是等她看清来的是谁时，那神情又消失了。她带着失望的表情，转身就走了。这可是够我受的。她可能是把我的脚步声误认为是阿利克·费拜恩的了，不会是别人。如果我当时发现了他，我早把他杀了，因为我发起脾气来就象个疯子。玛丽从我眼睛里看出了魔鬼般凶恶的目光，她跑过来用两只手拉住我的衣袖。“别这样，吉姆，别这样！”她说。“萨拉呢？”我问道。“在厨房，”她说。“萨拉，”我一边说一边走进厨房，“再也不许费拜恩进我们家的门。”“为什么不许？”她说。“因为这是我的命令。”“啊！”她说，“要是我的朋友不配进你的屋，那我也不配啦。”“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说，“不过，要是费拜恩再出现在这里，我就把他的一只耳朵留给你作纪念。”我看她是被我的脸色吓坏了，因为她什么也没有说，当天晚上就离开了我的家。

‘唔，究竟只是这个女人的魔法呢，还是她认为唆使我妻子去胡搞，就可以让我和我的妻子作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她在离我们家两条街的地方找了个房子，租给水手宿用。费拜恩常常去那儿，玛丽绕道去同她姐姐和他一起喝茶。玛丽多久去一次，我不知道。有一天，我跟在她后面，我闯进门去，费拜恩跳后花园的墙跑了，象只吓破了胆的臭鼬鼠。我对我妻子起誓，如果我再看见她和他在一起，我就杀死她。我把她带回家，她哭哭啼啼，浑身发抖，脸白得象一张纸。我们再也没有丝毫爱情。我看得出来，她恨我，怕我。我想到这些就喝酒，她照样鄙视我。

‘呃，萨拉眼看在利物浦住不下去，就回去了。据我所知，她到克罗伊登和她姐姐住去了。我家里的事情还是照旧这样拖下去。后来，到了上个星期，全部苦难和灾祸降临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五朔节”号在外面航行了七天。船上的一个大桶松开了，使一个横梁脱了节，我们只好进港停泊十二小时。我下船回家，心想这会使我妻子感到惊喜的，并且指望她见到我回来得这样快，也许会高兴。我这样想着，转入了我住的那条街道。正在这时候，一辆马车从旁边驶过。她就在马车里，坐在费拜恩身边。两个人有说有笑，根本没有想到我，这时我正站在人行道上注视着他们。

‘我对你们说，请你们相信，从那会儿起，我就不能控制自己了。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来，真象一场噩梦。最近，我喝酒喝得厉害。这两件事在一起搞得我晕头转向。现在，在我脑袋里有个什么东西象一把船员用的铁锤那样在敲打，可是那天上午，好象整个尼亚加拉瀑布在我耳朵里轰鸣。

‘呃，我悄悄过去追着那辆马车。我手里拿着一根沉重的橡木手杖，眼睛都气得冒出火来啦。跑的时候我也学乖了，稍微在后面离远一点，这样我能看见他们，他们却看不见我。他们很快到了火车站。售票处周围，人群熙熙攘攘，所以我离他们很近，他们也发现不了我。他们买了去新布赖顿的车票。我也买了。我坐的地方在他们后面，隔三节车厢。抵达以后，他们沿着阅兵场走去，我离他们总是不超过一百码。最后，我看见他们租了一只船，要去划船。那天很热，他们一定认为水上要凉快些。

‘看样子，他们真像是落到我手里了。天气有点雾，几百码以外看不见人。我也租了一只船，跟在他们后面划。我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他们的小船，但他们的船走得和我的船差不多一样快，我要是不赶上去，他们肯定离岸一英里了。雾气象一块幕布笼罩在我们周围，这里面就只有我们三个人。我的天呀，我怎能忘掉当他们看见向他们划过去的小船里的人是谁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脸啊！她尖叫起来，而他则发狂似地骂起来，用桨戳我，因为他一定看到我眼睛里充满了杀气。我躲过了他的桨，用手杖回敬他一下，他的脑袋就象鸡蛋一样碎裂了。尽管我已经发了疯，大概也会饶过她，可是她却一把抱住他直喊，还叫他“阿利克”。我接着又是一下，她就在他旁边倒下了。当时，我象一头嗜血成性的野兽。向上帝发誓，如果萨拉也在场，她也会得到同样的下场。我抽出刀子，并且——哎，算啦！我说够啦。每当我想到萨拉看到她多管闲事带来这样的物证会有什么感觉时，就给我一种野人般的欢乐。后来，我把两个尸体捆在船里面，打穿一块船板，直到船沉下去我才走开。我很清楚船老板一定以为他们在雾里迷失了方向，划出海去了。我整理了一下我的衣服，上岸回到我的船上，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会猜疑出了什么事了。当天晚上，我就包好了要给萨拉·库辛的包裹，第二天从贝尔法斯特寄出去了。

‘你们已经知道了全部事实。你们可以绞死我，可以随便怎么样处置我，但是，你们不能用我已经受到过的惩罚来惩罚我。我不能闭上眼睛，一闭上眼睛就出现那两张脸盯着我——就象当我的小船穿过雾气的时候，他们盯着我的那种样子。我杀死他们是干脆痛快的，而他们杀我是慢慢腾腾的。如果我再过一个那样的夜晚，在天亮之前，我不是疯就是死。你不会把我一个人关进牢房里吧，先生？可怜我，别这样，但愿你们现在对待我就象你们在痛苦的日子里受到的对待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华生？”福尔摩斯放下供词，严肃地说道，“这一连串的痛苦、暴力、恐惧，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一定是有某种目的的，否则，我们这个宇宙就是受偶然所支配的了，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是什么目的呢？是有这样一个人的理智远远无法解答的永远存在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