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一些稿件，其实就是重温漫长的枯燥的编辑生涯中一些美妙瞬间的过程。当读到以下两篇稿件时，这美妙的瞬间似乎要更加漫长一些。有一种解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通俗说法，便常常以心理时间上的这种延迟性与不肯停顿的客观流逝的时间作为形象的说法。我对这种说法是不是有准确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我确实感到了过去的时间在快感中延长。

《长生不老的梦想》曾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时，这篇文章作为我在《科幻世界》开辟的世纪回眸专栏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刊出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未曾预料也未曾期望过的巨大反响。

原因并不仅仅因为关涉了今天路人皆知的基因这个本身伟大，经过媒体炒作便更加伟大，更加无所不能的伟大的题材。而是因为1999年的高考作文题与此相关。（现在我还要猜想，那位我未曾谋面的命题者也曾感到人类的生命科学，在基因工程方面将取得重大的突破吗？）据说，在成都的两所重点中学，考完语文出来的高三毕业生，当时就将平时让他们阅读《科幻世界》杂志的老师抬起来抛向了天空之中。原因很简单，因为半个月前出刊的《科幻世界》的卷首便登载着我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大致上将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中有关记忆移植的科学内容给予了一个明晰的交代。记忆移植的技术含量一方面与微电脑技术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与正在突飞猛进的基因工程相关。基因工程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带给地球生命的福音，带给我们更多的社会与伦理的思考与挑战，各种媒体已经有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不容我在此赘言。

基因的研究并不是从基因本身开始。基因的研究是从对生命秘密的好奇心开始，从发现细胞开始，从发现遗传与进化的功能开始。当细胞被一层层打开，生命深处更多的秘密，更美妙的秘密便被揭示出来。就像一部交响乐层层递进，在最黑暗的灵魂深处迸发出最耀眼的灵光。

我们不是基因工程的直接参与者，但我们永远都是未来的守望者，也永远是科学福音的传递者。当基因工程的重大突破可能给生命带来更大辉煌，当所有人都为了一种伟大的科学发现而激动的时候。我们却体味到一种平静的幸福。幸福的来源就是我们一直都有关注，一直都有幻想，一直都在希望。

而且，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说，世界上最最伟大的，莫过于我们心中美丽的幻想。科学家需要幻想，科幻作家需要幻想，所有心怀希望与未来的人们都需要幻想。

作为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的普及工作者，当一个伟大发现，一个伟大的梦想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却平静地带着幸福的感受回味着这一天到来以前的一些细节，细节连缀成线，便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故事。

于是，耳边又重新响起一个科学预言家的一句名言。他说：“为了延长我们的生命，改善我们的思维，我们将需要改变我们的躯体与脑子。”

（以上这些文字，是一个刊物转载这篇文章时，要求我加在前面的一段话，今天，再次将它附在这篇文稿的前面吧。）

人真可以长生不老吗？从蒙昧的古代，直到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都尚未取得明确的答案。

一种没有与天地共生，但可以与宇宙同终的生命形式，一直是人类的一大幻想。在未有科幻小说之前，这种幻想就在人类意识中广泛存在了。秦始皇派往海上的队伍最终未能带回长生不老的仙方，以后的许多中国皇帝也未能将这个梦想变成现实。宗教却依靠人类壮阔瑰丽的想像力完成了超越。所有的宗教几乎都用同一种方式告诉我们，长存天地的方式只有在神灵的世界才能实现。但科学的力量在短短的时间里，就破除了宗教里的这种迷信。

更有意思的是，科幻作家詹姆斯·岗恩就认为人们崇信科学，热爱科幻小说，其中就暗含着追求生命长存的古老动因。那么，科幻小说对这一问题是如何回应的呢？

最初的一个准科幻故事是洛德·利顿的《鬼屋》。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聚集了大量的不义之财，为逃脱惩罚，假装死去，又在另一个地方另一段时间里复活。主人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当时的科学还处于幼稚期，所以，小说家的回答是“依靠意志”。他有强烈的意愿让自己活下来，并达到了目的。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已经算不得是一个科幻故事了。

威尔斯《已故的埃尔夫沙姆先生的故事》写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比起《鬼屋》有了很大的进步。埃尔夫沙姆是一个老恶棍，他给年轻人吃一种神秘的药，然后与之互换身体，使自己重获青春。这种药物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一个被置换了躯体的年轻人在小说里哀叹：“他的全部记忆，全部性格都从他萎缩的脑子传给了我。”同时，埃尔夫沙姆也就带走了他的记忆与性格。

威尔斯的想法是新奇的，也是美好的，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着眼，达到长生的途径或方法却有些幼稚，他像个巫医一样给了主人公一些神秘的药物，而且，他并没有向我们解释这些药物成分或制作方法。

接下来，又有一个科幻作家在威尔斯止步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这个作家叫做洛弗克拉夫特，这篇叫做《基尔斯·德克斯特·沃德案件》的小说特别像是一个恐惧故事。但大胆幻想的作家提出如何制造长生不老之药。一个叫做约瑟夫·柯温的阴沉的人去古墓里从死人骨头里抽取一种叫做“要素盐”的东西。这种东西精炼提纯以后，便能使人死而复生。

现在的科学技术告诉我们，把一个人的记忆与性格转移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个躯体上或许是可以办到的——科幻电影与小说认为完全可以办到——当然这样做不是靠药物，而是靠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真可以帮助人类实现这个与人类相伴始终的梦想吗？

以现阶段的计算机技术来看，人的思维复制与储存还是不可能的。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每个人脑贮存的信息量约为1万亿个字节，如果不考虑其中包含更多动量与模糊的东西，至少有相当部分可以用数字化方式储存起来。但更重要的是，电脑贮存信息的方式同人脑全然不同。电脑的方法是严格程序化的，各种程序必须分门别类地组成树状目录，但人脑更像宇宙，有序之中是大量的无序的混沌与模糊。电脑每秒钟可以进行上亿次运算，人脑每秒钟只能运算5～6次。更重要的是，人类对我们自己大约有100亿个神经原或神经细胞的作用机理并不十分明了。在没有明了这种机理以前，计算机专家们想设计一种更类似于人脑运行方式的电脑没有太大可能性。

当然，这仅仅只是目前的现状而已。

从整个计算机业界初期的发展情形来看，花1美元能够买到的计算机运算能力，每20年便增加1000倍。照此速度发展，没有人怀疑电脑有一天会具有人的思维能力。虽然，思维包括运算，但思维不仅仅是运算。更令人相信电脑最终可以储存并转移记忆的，还是电脑的微型化前景，电脑的微型化是没有止境的，纳米技术有可能把电脑部件缩小到分子和原子大小。纳米技术带来的超级微型化将清除具有人个性和智能的电脑的一切障碍，因为当电脑里的零件变得极小靠得极紧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像人脑里互相依存，互为动力的神经原那样工作了。

这时，人也许可以长生不死，但这种长生不死，是极具侵略性的，因为你的思维与意识必须寄生到另一个躯体。这种寄生与植物学上的寄生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寄生绝对是排他性的。如果这种技术真的出现并得以运用，在那时的社会中，最重要的冲突将是争夺躯体资源的冲突。

但我们还未来得及为此感到特别地忧心如焚，生物学界已经用他们的成就向我们保证，远在电脑转移记忆与意识的技术尚未成熟之前，就可以为我们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等待输入信息的躯体，这个躯体不是从别人那里用强力掠夺来的，而是根据你自己遗传信息复制出来的全新复制品，即今天在媒体上被炒作的纷纷扬扬的所谓克隆人。

如此一来，梦想长生不老的人们就用不着像威尔斯笔下的埃尔夫沙姆一样，在别人的身躯里跳来跳去了。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们做出这种技术性的乐观展望，又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这个世纪为下一世纪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图景，但对我们而言，却仅仅只是一种展望。可能使人类长生不老这一理想得到实现的计算机与生物工程两大技术都是在20世纪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但20世纪的人多半不可能看到这一技术成为现实的那一天。

遗憾归遗憾，从理论上讲，却没有人对基因技术的广阔前景感到怀疑。

今天，对大多数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来说，脱氧核糖核酸（简称为DNA）是生物遗传信息载体，已经是一种普通的常识，然而就在20世纪初，这个理论诞生之初，即格里菲斯与艾里弗等人提出的DNA中包含人类遗传信息的理论时，却受到了几乎是整个生物学界的漠视与怀疑。

1928年，格里菲斯在用肺炎双球菌感染小家鼠的实验中，发现某种导致细菌类型发生转化的物质，这种物质到底是什么，人们尚没有清楚的认识，但为了便于研究，便暂时将其称为“转化因子”。格里菲斯的这个发现，虽然不够明晰，却为以后认识到DNA是遗传物质打下了基础。

1944年，在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艾弗里等人经过大量实验，得出了DNA就是格里菲斯推测的那种“转化因子”的结论，并当即在《实验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这一革命性的研究成果。但直到50年代初，一个又一个的实验结果都不能使怀疑论者相信DNA就是生物遗传变化的原因所在。直到1952年，赫尔希与蔡斯证明了DNA能携带母体病毒的遗传信息到后代中去以后，科学界才终于接受了这一理论。科学界对这一理论的怀疑，也反映到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会中。鉴于科学界对这一理论所持有的争议，他们认为至少应该推迟向艾弗里颁发这个奖项。可是，等到争议平息时，艾弗里已经去世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只好承认：“艾弗里于1944年关于DNA携带信息的发现代表了遗传学领域一个重要的成就，他没能得到诺贝尔奖是很遗憾的。”

从此之后，基因工程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在20世纪下半叶获得了飞速的进展。

从DNA那美丽的链条上，警察可以获得破获案件的信息。育种专家可以使植物带上动物基因，比如在娇嫩的蕃茄里加入高纬度地区的鱼类的某些基因，而使番茄得到抗冻的遗传。在英国，考古学家在一个古老的山洞里找到了一具9000多年前的古人骨架。他们从死者的牙齿中抽取出DNA，依靠电子设备找出了其中的遗传信息密码图谱。然后，就在当地的一所学校里，从学生与老师身上获取DNA样本，将遗传密码图谱进行比照，结果，一个名叫塔吉的教师被认定与这个9000多年前的古人，出自同一个母系遗传。

最近，在美国，基因学家们正在把一头母牛变为一座无机器设备、无污染、低成本的制药厂，使它产出的奶汁本身就是药物。科学家们在显微镜下先把人体DNA与某类抗菌素有基因混合起来，再注入牛的胚胎细胞，创造未来产奶的母牛，这头母牛产下的奶汁自然地带上了药物的功效。目前，正在试制阶段的是一种血清蛋白替代品，据专家估计，只要有2000到3000头这样的母牛，就可以合理的价格满足当前整个市场对这种药物的需要。

当然，从热力学第2定律出发，人，仅仅就肉体而言，绝对不能长生不老。这个认识，早在数千年前制造了许多木乃伊的古埃及人和印第安人那里就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一多半都是由水分组成的躯体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追求永恒的造物。基因工程给我们提供许多更少副作用、更接受生命本体的药物，甚至使身上任何一个部件的置换都成为可能，但要长生不老或不死也仅仅是个梦想而已。

于是，剩下的惟一一条道路，就是把人自身的克隆体与未来可能用电子方式储存的前一个身躯的记忆与意识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从纯粹科学意义上说，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只是等待在技术上提出一个具体的实现日期罢了。用DNA克隆一个生物整体有无可能，从英国实验室走出来的克隆羊多莉已经作了明白无误的证明。在科幻界，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把迈克尔·克里斯顿的小说《侏罗纪公园》搬上银幕，其中就以不太科学但却直观的方式把如何从DNA复制生物个体的过程生动地演绎了一把。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就可以运用新近发现的超氧化酶能够保护人体内的脱氧核糖核酸，延缓整体的衰老。从而使人类的平均年纪从70多岁增加到大约120岁或者更长一些。除此之外，低重力下的外星生活，可以使居住者的心脑承受较小的压力，因此减少地球上最致命疾病之一——心脏病的发病率。

在中外那么多的有关星际旅行的小说中，有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是距离与时间。在科幻作家笔下，在不采用某种神秘难解的能量跃迁或时空跳跃，而在光速或亚光速条件下，要实行星际远航，惟一的方法就是延长人的生命，一种是使人在低温下休眠，再一种就是克隆本体了。目前，我们似乎只是在这个独特的领域内感到了人长生不老的必要。因为从现在的状况看，无需克隆，人类急剧增加的个体数量已经让地球家园不堪重负了。还不说如此一来人类在整个社会结构与伦理上所受到的挑战了。

在科幻小说题材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形下，如果有科幻作家在这个方向上展开大胆的想像与思想，或许会在纯粹的科学小说与社会小说之间找到一个美妙的结合点。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科幻作家在这个领域做出自己特别的贡献。因此，我们也有理由说，科技的进展除了改变我们的生活与世界的面貌，也会带来一些新问题，让我们思考，让我们在选择时感到两难，这种处境下的人类，正是值得小说家给予更多人文关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