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节 二十岁的鱼

我祖父给妻子婉喻和儿女们、孙儿女们的最后一点贡献做完了。他可以放心地接受任何突如其来的一枪了。他随着一个捕鱼中队驻扎到离青海湖三里的地方,每个无眠之夜都给婉喻盲写书信体随笔。既然跟婉喻和孩子们此生相聚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他的书信体随笔越来越像给妻子的忏悔。把它们润色到完全满意之后,他计划用存下的钱买稿纸,把盲写了几年的文章落实到纸上。他觉得自己和邓指的交情足够让邓指帮他在死后把稿子转交婉喻。

每个白天,老几跟捕鱼队的犯人们一块到湖边,跟渔船出港。冬天就不用船了,在冰上凿开一个洞,湟鱼会跳到冰面上。犯人们难得开怀大笑,而这就是他们大笑的时候。他们边笑边到处扑腾,企图按住滑溜溜的大鱼小鱼。有的鱼可以跳到人头的高度,自己把自己摔个半死。犯人们像一群冰球运动员,你挤开我,我撞倒你,翻腾蹦跳的鱼就是他们拼抢的球,玩得跟鱼一样冻成一根根冰棍。有时湖边站着一群藏人,沉默地看着群穿黑衣服的汉人玩捉鱼游戏,渐渐都聚到装鱼的大筐子旁边,每人手里都出现了五块或一块的钞票,孩子们肮脏的手心捧着糌粑面。他们拿钱买或拿糌粑换筐子里活着的鱼。一条二斤重的鱼,从一个藏族老头手里换了十元钱。带工的管教干部做主,把那天打的鱼都卖给了藏人,打算以卖鱼的钱去农业中队换粮,到牧业中队换肉,改善改善吃鱼吃倒了的胃口。藏人把几筐鱼抬到冰窟窿边上,低沉的诵经声升起来。随着诵经,一条条鱼渐次被放回水里。

犯人们在五十米以外袖手观望:可惜没人花钱把他们买下放生。

半个小时了,藏人们还是念念有词地围着冰窟窿低吟高唱。

囚犯们相互看看,开始怀疑他们不是在诵经,而是在诅咒;黑鸦鸦地跑到他们地界上来的汉人都是魔鬼,他们真正的罪孽是吃完了高寿的鱼,又来吃年轻少壮的鱼,甚至连幼年童稚的鱼娃子都吃。

这两年冰窟窿越凿越大,却捞不出几条鱼来。于是就用炸药炸。藏人们远远地注视,大鱼小鱼的尸首银白一片。低沉的唱诵和过去不一样,不止诅咒,还有对鱼的超度。

统计员老几不敢看那些藏人。死去的鱼被铁锨铲进筐子,抬到磅秤上过磅。这些一年才一岁、一岁才添一两肉的鱼让给吃得差不多了,极少碰到跟他的囚龄一样长的二十岁的鱼了。

藏人们低着头慢慢走开了。老几开始统计鱼的产量。他想,鱼们长一两肉,他就会认识一批新来的犯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几年了,年年都有各种称号的犯人出现,有的称号老几熟悉,比如“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有的称号说起来绕嘴饶舌,很长的一串字眼,让老几觉得新鲜,比如“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林彪路线爪牙”等等。他们来了后,鱼的产量下降得更快。

接下去,犯人的称号越来越长,越来越绕口,到了有种叫做“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的犯人来到捕鱼中队的那年,湖面上的冰凿开好几个洞都捞不出多少鱼来了。

邓指气急败坏地来到现场,被凿出巨大裂纹的冰层在他急促的翻毛皮鞋下面咯吱咯吱地响。

邓指三年前升任了这个分场的政委。他还穿着当七大队六中队指导员时穿的破旧军装,披着蹭满黑油泥的将校呢大衣,但他成了另一个人,不是沉默就是暴躁。自从邓指差点毙了老几的那个夏天傍晚,老几又去过邓指家几次。在家的邓指也是另一个男人,不再用那种嫌弃在外、疼爱在内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媳妇;现在他看着女人进进出出,就像看着一个人形大疑团,眼睛明明白白告诉别人事情不算完。邓指的脸被青海湖的风和湖面上的太阳晒得越发黑暗,越发像非洲友人,浓厚的头发却突然在头顶秃了一大片。“文革”中来的犯人有一些大知识分子,议论邓指的脱发是神经系统紊乱造成的,而神经系统非常神秘,有时候内心太紧张,太抑郁,都会导致紊乱,所以民间把这种脱发叫成“鬼剃头”。老几觉得,是邓指心里一直没有消解的大疑团剃了他的头。

有一天邓指叫老几到他家去,辅导他小儿子的初级英文,晚上他送老几上马车的时候说,他希望稍微聪明点的小儿子远走高飞,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到大城市去,将来到亚非拉国家去。他不愿小儿子长大后跟他的大姐、二姐和哥哥一样,继续留在大草漠上生活。颖花儿嫁的丈夫还是个劳改农场干部,大儿子眼看也要高中毕业,也会留在劳改农场工作。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以后都跟他们父母一样,无期地伴随这样或那样的犯人过完一生。小儿子不离开这里,没有好女人会跟他,最终也会跟他爹一样,找个他妈这样的女人。老几不敢插话,不知他这一番顿悟跟他突然脱发有没有关系。

快走到马车跟前了,邓指拍拍老几的肩膀,感叹老几的好心眼,宁愿自己给毙了都不愿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受苦。老几不知该否认还是该承认。邓指心里什么都有数,连他老几不是个结巴,他都清楚。一个健全人伪装残疾,伪装二十年,邓指尊重这样的意志和毅力。他简直把老几看成了小说《红岩》里装疯的华子良,那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男人才有的意志和毅力。

“你还记得咱俩说的那些话不?我说女人明着跟你闹比暗着闹好得多?”邓指问道。

老几当然记得。但是他不想搅和邓指的私事。“不记得了。老了。”老几礼貌地说。

“你现在也挺好,没有女人烦心。”邓指说,尝尽苦头的那种玩世不恭。

老几说他给自己的妻子冯婉喻写了一本书信体的书,将来从脑子里誊抄下来,请邓指帮他寄给冯婉喻。邓指愣了一会,说他先看看,如果内容没有大碍,这个忙他是会帮的。老几又说,这一辈子想跟妻子说的话都在那本书里了。邓指意识到老几在进行临终相托。

“操,老东西你想什么呢?!别胡思乱想,好好改造,争取宽大,说不定还有见她的一天。见了她,你自己把书给她呗。”邓指说道,用训斥的口气来给予老几安慰。

正是那次谈话之后,邓指就得了“鬼剃头”。老几听说他中药西药都用了,非但没有止住“鬼”继续给他“剃头”,而且剃得越来越光溜,有时候光溜的地方长出头发来,有头发的地方又光溜了。

“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是个农村的大队书记,在犯人里常常炫耀他跟女知识青年的亲热经历,炫耀那些女学生有多么嫩,多么细,怎样在头一次“见红”。话不知道怎么传到了邓指耳朵里,他指使捕鱼中队的一个干部把大队书记用纸铐铐了三天。

这天邓指来到结冰的湖上,蹲在冰窟窿边上观察湖水里的动静。他一侧脸,突然发现自己旁边就是那个大队书记。

“一边儿去!”邓指不是对人说话,是呵斥一条狗。

大队书记脸皮够厚,对邓指说:“我是看政委您蹲的这个地方危险,听着冰在你脚底下咯吱咯吱响呢!”

邓指一下子蹿起来。他心里窝了多少不痛快,积存了多少疑团,现在可找到了发泄口。“你跟谁说话呢?!你以为你是个人,能跟我说上话了?……要我是你,冲一个冰窟窿就扎下去!”他一步步逼上去,手伸到腰间。

谁都明白一个干部把手伸到腰间去干什么。

“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给吓坏了,两脚打着滑地跑开,一边跑脸一边扭过来看邓指是不是还在逼近,或者手从腰间是否掏出枪来了。这样他什么都顾上了,就是没顾上脚下。冰层还薄,给凿开的冰窟窿带出的大裂纹在大队书记脚下彻底裂开,所有人眼睁睁看着他掉进了洞里。大队书记发出一声“啊呀!”人就不见了。

犯人们转过头来看邓指。邓指却一动不动。过了一分钟,邓指才说:“操,你们发什么呆?还不快捞人!”

犯人们问怎么捞,邓指说打捞了这么多年的鱼了,倒问他怎么捞人?他是政委,主管文件传达,落实文件精神。他挥挥手说,叫大家快捞吧、快捞吧,口气随便,似乎在一盆汤面条面前谦让,让其他人先捞面条。

老几和另外两个犯人找来一根粗麻绳。绳子上结满冰,非常地滑,几乎握不住。绳子的一头系了一个铁皮桶,被放进冰窟窿。过了四五分钟,桶还是没有被大队书记抓住。有的犯人说,这么冷的水,弄不好已经死个毬了。另外一个犯人说,各人体质不一样,这小子跟铁蛋儿似的,经得住冻。第三个犯人说那还是五分钟就冻死比较好,十分钟也是个冻死,多遭罪。

邓指点着烟,一边抽一边看。突然,离人们打捞的那个冰窟窿五十米的一个冰窟窿里,窜出一个脑袋,同时发出“呃”的一声。大家一看,说没错,这小子确实是个铁蛋儿,且冻一会儿才死得了。人们拿着绳子往那个冰窟窿冲去。大队书记等不及了,一个劲扒着冰窟窿的边沿往外爬。但每一次都失败,扒碎几块冰,又落回冰水。

犯人们把大队书记打捞上来以后,大队书记基本没有知觉了。湖边离监号还有三公里,邓指说搬回去肯定没得救。大家七手八脚扒了他的衣服,开始给他做人工呼吸。谁也不知道正确的人工呼吸该怎样做,你来按按,我来按按,眼看大队书记的皮肉越来越青,那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器具越缩越小,都要缩到他毛耸耸的小腹里去了。

有人说也许他没有喝多少湖水,只是冻着了,暖一暖说不定能过来。几件棉衣裹在他身上。一小时过去,铁蛋儿似的大队书记真的硬成了一大块铁。

号子里那天晚上的话题自然是掉进冰窟窿的大队书记。一个文化大革命中被送进来的“盗窃抄家物资”的贼分析这将要成为一个案子,因为大队书记的死跟邓政委掏枪有关。老几知道,“盗窃抄家物资”的贼对邓指怀恨在心,因为邓指打趣过他,说犯法也犯得那么没出息,连反革命那种王法都不敢犯,去盗窃人家打劫来的东西!另一个犯人是“一打三反”运动的成果,他的分析是邓政委在政治上有靠山,不然不会爬那么快,所以靠山会替他顶住。犯人们都参与了讨论:邓政委没有掏出枪来呀!还用掏出来?谁不知道他在掏枪啊?!那掏出枪来和没掏出来在法律上就不是一回事!……

老几希望邓指确实有一座不可视的大靠山,这样无论他有没有掏枪的意图都不会在法律上跟他算账。否则邓指给撤了职,谁替他老几转交书稿给婉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