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第七十一章

刘少奇终日处在半昏迷状态中,自从去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后,他就知道自己在政治上完全无望了,人是精神的动物,精神一旦崩溃,生命也就迅速衰朽了。

正是秋天,眼前萧条阴暗,房间里的空气似乎越来越稀薄,恍恍惚惚中他知道自己正躺在床上,鼻孔里插着鼻饲管,这股冰冷而又麻木的感觉时时在告诉他,自己的生命已经濒临死亡。手臂上扎着静脉注射器,这麻木憋胀的感觉也不断地告诉他,最后一点生命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当一阵又一阵浓痰涌上喉咙,憋闷和痛苦就是最直接的了,他像溺水的人一样挣扎着衰弱的身体。吸痰器插入口中,一阵稀里哗啦的吮吸声,口腔似乎不那么堵塞了,吸痰器的吸头还在口腔扫描着,听见液体与气体混合着冲进吸管的声音。医护人员动作粗糙了些,吸管将口腔和舌头划出一丝丝疼痛,这种疼痛相比之下倒是好忍受的,至少显示着生命还存在。眼前晃动着两三个医护人员,白帽子白大褂,说不上是善良还是不善良的面孔。对于他这个“叛徒、内奸、工贼、”“中国最大的走资派”,一切医学上的人道主义都可以取消。早在一两年前,有些医护人员就一边辱骂着一边给他打针,打针的动作又粗又重,极猛的注射造成的剧痛曾使他的臀部像被撕裂一样。

周围的人似乎在嘀嘀咕咕商量着什么,他听任自己的生命衰弱地浮荡在床上,鼻饲管憋胀麻木的感觉还在晕晕乎乎地给着他维持生命的感觉。大概是周围环境的活动引起了他一丝注意,他将眼睁开一线,朦朦胧胧地看着身边发生的事情。一个女护士将一张报纸摁在墙上,然后,拿一根棉签蘸着另一个医护人员举着的一瓶紫药水,在报纸上写了一行挺大的字,他们把报纸拿到他的眼前,他目光一扫,看清了这几个紫光闪闪的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装作没有反应,把头转到了右侧,报纸也移到了右侧,挡着他的目光,他又将脸转到左侧,他没有看见这行字,他不要看。

房间里又是一片轻声的嘀咕,一个人向自己俯下身来,敦厚的长方脸,有些凸起的大眼睛,稍有些肥厚的下巴,他要和自己说什么,刘少奇知道,这是自己原来的卫士长。他闭上眼,耳边响起了卫士长敦厚的声音,他在念报纸上那行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声音似乎在安慰他,表明中央很关心他,他闭着眼不做任何表示,他已经大概知道将会对他做出怎样的安排。他是无力反抗这个安排的,只不过从医学上需要他衰弱的生命配合这个安排,才能够完成转移。

在阴暗的秋光中开始了对他的转移,那多少有点像过去战争年代对伤员的转移。他听之任之地躺着,知道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衰朽。长期的糖尿病和多种疾病的折磨早已使他失去了自理能力,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体,没有人为他更换衣服,他浑身上下肮脏不堪,那种湿粘的感觉、恶臭的气味无时不刻地浸泡着他并未麻木的感觉。医护人员每次走到床边进行必要的医疗操作时,他都能看到他们脸上压抑不住的嫌恶,倘若可能的话,他们一定会尽可能快地完成护理,以便匆匆离去。现在,他麻木不仁地听任着这些处理。自己恶臭的衣服被一件一件解除了,身体被包裹在一个白色的床单里,又包上了一条棉被,被子外面又裹上一条床单,像躺在美国兵的睡袋里一样。粘臭的衣服剥去以后,躺在这个比较干净的包裹中,倒觉出一点清爽,清爽的床单也让他觉出自己浑身上下的肮脏与湿粘。他知道自己早已完全失去了提出要求的资格,倘若王光美能够在身边,她一定会为自己浑身上下做一次擦拭和清洗,再换上一身干净的内衣,就是死,也要死得尊严,死个舒服。

他被搬到担架上,又被抬进救护车里,几个熟悉的面孔在身边很严厉地出现,是“刘少奇专案组”的人员在监护着一切,救护车里还有一两个护士和自己原来的卫士长。跑了很长一段路,他被抬出救护车,他微微转动着眼睛,看清这是飞机场。他被抬进早已等候的飞机后舱,飞机很快起飞了,身体飘悠悠地如上天堂一样。这段飞行颇像是一段梦境。

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曾经坐过一次船,船很小,江很宽,天黑黑的,对岸的灯光稀稀寥寥。

船开了以后,他觉得黑夜中的天地、江水和岸边的灯光都在旋转,在恍恍惚惚的旋转中,他好像睡着了,那个旋转的夜景就成了他一生难以忘怀的梦境。此刻,他闭上眼,又觉得黑暗中的世界像梦一样旋转着。飞机降落了,落地时的震动和颠簸使他从旋转的梦中多少醒来,他被抬下了飞机。夜晚的机场一片黑暗,装点着冷冷清清的、神奇古怪的灯光,当他被抬着往前走时,黑夜中的景象又很优美地旋转起来,一直走下去会很舒服,外面的空气很新鲜。然而,他很快就被抬上一辆救护车,听见从北京跟随来的人与这里的人在交接着什么,随后,救护车呼啸着开出了机场。大概是卫士长趴在他耳边轻声告诉他:“这是河南开封。”

等他再被抬出救护车时,看到自己被抬到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里。所谓院子,就是四面都是三层楼的楼房,包围出一块像监狱一样阴暗而又闭塞的空间。在朦胧的路灯光中,他似乎看到了密布的电网。他闭上眼,灯光电网便在眼前扑朔迷离地旋转起来,他像一只可怜的小飞虫落进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中。他已经被“交接”完了,北京来的人都不见了,再出现的是一些新的面孔。看到很多军人在院子里活动,他被严密看守着抬进了四座小矮楼中的一座,拐了几个弯,进了一层楼的一套阴暗的房间里,房间是里外间,他被放在了里间屋的床上。他懵懵懂懂地想到,这其实并不是战争年代转移伤员,而是在转移一个重要的敌军俘虏。想到这个“敌军俘虏”身患重病,给转移带来如此大的麻烦,他多少生出一丝自嘲的微笑,那微笑在灵魂飘荡的世界中像片微弱的曙光,照亮了黑暗的地平线。地平线所包围的大地也是黑暗的,只朦胧知道那里起伏着千山万岭,也知道自己曾经在千山万岭中跋涉过,现在都看不清了,大地是黑暗的,天空却亮得有些晃眼。毛泽东戴着一顶灰蓝色的八路军帽高高矗立在天空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形象。

天气越来越寒冷了,房间里十分阴暗,窗外的天空他基本上看不见,厚厚的窗帘终日紧闭着,头顶上惨白的日光灯倒是日夜亮着,照着他这个清白无辜的生命。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汁液在逐步耗干,身体越来越干燥、轻飘,像一段被烘干的树木渐渐失去了弹性,四肢和身体越来越僵硬。他不禁想到一个木匠的言语,那还是在延安窑洞前看一个木匠为窑洞做门窗,木匠一边刨着木头一边讲着木料在做门窗家具前都要被烘烤,自己当时背着手站在阳光下,笑眯眯地问道:“为什么?”木匠指着身边的一棵小树说道:“木头不烤都有性子。”说着,他站起来,用手将小树弯过来,一松手,小树又弹了回去,木匠说:“这就是树的性子。”木匠又拿起手里正刨的一段木料说道:“这块木头已经烤过了,没了性子,它也就不会弯曲了,硬要弯它,它就会断。”当时,他就悟出了性子就是生命的标志,活树有性子,被烤过的死木便没了性子。现在,自己正在被烘烤,身体正在逐渐失去性子,终有一天会轻飘飘地升入天国。

他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死亡,但他已经没有信心阻挡这个趋势,就像他没有信心阻挡那将他打倒的政治大潮一样,生命的责任心只是使他每天还在极力记住今天是几月几日。1969年的11月开始了,屋里更加寒冷,按照国家的取暖规定,11月15日以后才会有暖气。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可以坚持到11月15日,他此刻并不多想,他只是默默地观察着自己最后的生命。他知道自己开始浑身发冷,接着又浑身发热,然后冷热交加,进入了半昏迷状态,耳边听到医护人员在试完体温后说道:“摄氏39度7……摄氏39度8……摄氏40度……”他在烧热中晕晕乎乎地飘荡着,真实的感觉是,这种高烧的晕乎状态其实是十分幸福的,它多少有点像在一只暖暖的船上被太阳晒着,飘游着,也多少有点像躺在白云堆里被太阳晒着,飘荡着。他这时还发现,死并不是很可怕的,当一个人真正接近死亡时,反而会觉得那是一个令人轻松的去向。一生都在奔跑,实在跑累了,支持不住了,往死亡的铺位上一躺,把自己交待出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一辈子说解放,到头来发现死亡是最彻底的解放。

在一片烫热的晕乎中,听到周围有人在说:“好像是肺炎。”又听见有人说:“也不能完全确诊。”又听见有人说:“要不要送医院?”又听见有人说:“不准许送医院。”停顿了一会儿,听见有人说:“就眼前的这个条件,尽量治疗吧。”浑身的疼痛在一片高热的昏迷中变得麻木之后,灵魂多少有点游离于身体之外。他知道自己的身体还在高烧不止,也隐约知道现在已经是1969年11月11日深夜,他的生命正在做最后的表现。生命常常是很执着的,总是挣扎着要生存下来,哪怕到了这种时候,还在做着消耗性的坚持。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高烧摄氏40度以上,也隐约听到护士在说:“瞳孔已经失去了光反应。”

他知道自己正张着嘴,困难地喘着气,房间里的几个医护人员在无可奈何地忙碌着,他异常清醒地观察着自己生命的最后演变。已经熬到了11月12日凌晨6时40分,医护人员不得不发出了病危通知。他不禁有些讽刺地微笑了,这个通知发的不算晚,但又已经很晚了。5分钟以后,灵魂进一步解脱,自己轻轻飘离了身体,让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决定不再承受身躯的任何痛苦,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全部活动终结。当“他”浮浮荡荡在天花板上观看自己死亡的场景时,多少对这几个守护在自己身边的医护人员生出一丝善意的感激,因为“他”曾听到他们说:“人已病危,能否让他的亲属来见最后一面?”“他”也看到所有在场的人,包括一两个比较负责的人都面面相觑,不敢做出任何决定,对于这个“特大的战俘”,他们只有看管的权力。

“他”还在半空中飘浮着,“他”在观看自己身体的最后结果,毕竟“他”在这个身体中寄宿了七十一年,永别了,难免产生一丝眷恋。这个身体早已被烘干,失去了性子,干枯地躺在那里。“他”看到自己的身体被人抬到楼外廊檐下,几个人走过来端着照相机前后左右地拍照,这显然是一个必要的程序,要向革命的“最高司令部”汇报他这个“头号战犯”的死亡。现在应该是11月13日的凌晨了,“他”看见跟随过自己几十年的卫士长面色阴暗地出现了,卫士长听着一群人对他简单介绍了情况,便蹲下身来。自己的遗体上早已盖上了白床单,卫士长将白床单掀开,露出自己的头,白发太长了,胡子也太长了,眼睛、嘴和鼻子都变形了,看着这副苦难的面貌,“他”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怜悯。过去的七十一年真是太执着了,太辛苦了。看见卫士长用剪子剪短自己的白发,又用刮胡刀轻轻刮去自己的胡子,用手轻轻捏着将自己的嘴、鼻子和眼睛稍微捏正。自己的面孔已经冰凉,“他”能觉出卫士长那肥厚的手指头的潮湿和温热。对于自己的身体在离开这个世界前还能受到一个生命的善意触摸,“他”不禁有些感动。虽然“他”此刻浮荡在空中,早已超脱了下面的尘世,然而,那千丝万缕的眷恋却尚未完全割断。看见自己的身体被套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脚上又穿了一双皮鞋,衣服不是自己的,皮鞋倒是自己穿过的,看到自己的身体直挺挺地躺在担架上,“他”为自己生命的最后表现感到满意。

现在该是1969年11月14日深夜12时了,他终于没有熬到来暖气的这一天。

“他”看到自己的遗体被一块白床单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然后,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走了,“他”盘旋在空中,像直升飞机一样跟随着这辆吉普车。寒冬中的开封一片黑暗,稀疏而冷清的路灯光照着颠簸狂奔的吉普车。“他”非常不满地看到,由于吉普车太小,自己的两只脚露在了车厢外面,随着车的颠簸,两只脚硬挺地颠动着,仿佛是一截完全失了性子的干木料。已经是11月15日零点,从理论上讲,此刻中国北方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开始生火取暖了,而他却被拉进一个特殊的生火取暖的地方:火化场。不知什么时候空中下起了蒙蒙细雨,雨中还飘起了零星雪花,这也许是天地对共和国主席的逝世表示的哀悼。当他在雨雪霏霏的天地中盘旋时,感到大自然的哀悼其实比人间的哀悼更悲壮。

广袤的华北平原被雨雪与黑暗笼罩着,火化场也一片黑暗,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盏灯特别刺眼地在黑暗中亮着。看见有几十个军人将火化场全部封锁戒严,一些人拿着喷雾器喷洒着消毒药水,当吉普车开进火化场时,火化场所有的人都戴着口罩及手套,如临大敌。“他”俯瞰着眼前的一切,不禁露出一丝宽容的微笑。“他”知道火化场已接到通知,要紧急火化一个最危险的烈性传染病人,所有的人都爱惜生命,所有的人都惧怕传染。“他”看着自己硬梆梆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当火化炉的铁门关闭后,“他”透过铁壁看到了里面熊熊的火焰。

知道自己的遗体已经变成灰烬,“他”悬在半空中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好像一个被线牵着的风筝终于断线了,可以随风自由飘去了。在无边的寒冷黑暗中,“他”远远地看了一眼自己身体火化后留下的灰烬,它们被装进了一个极为普通的骨灰盒。骨灰盒自然没人认领,暂时寄存在火化场,“他”盘旋着俯瞰了一下,在《寄存证》上填写着这样几行字:“骨灰编号:123;申请寄存人姓名:刘原;与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刘卫黄;年龄:71;性别:男。”刘原是“他”活在世上的一个儿子,刘卫黄自然是“他”的代用名。其实,刘卫黄也好,刘少奇也好,不过都是符号,现在,生命已经结束了,符号又有什么好讲究的呢?

“他”像一只自由的风筝,高高地飘到空中,遥遥俯瞰着雨雪霏霏的黑暗世界。对这个世界,“他”已经超脱了,只不过对自己的妻子、孩子还有一丝难以割舍的眷恋。由于这丝眷恋,他还会在去天国之前盘旋一段岁月,观看这个人间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