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光老汉的身世，这几年里是一幕悲剧。

    解放前他是地主的长年帮工，一家几口人，都死在饥寒交迫之中。他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在生死线上挣扎。清匪反霸那一年，他豁出命来跟着共产党、解放军和土匪恶霸们斗。土改时，作为韩家寨团转几个乡里头一批积极分子，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搞互助组、闹合作化、建立人民公社，战胜自然灾害，韩德光都是韩家寨上的领头人。他从一个大字不识的贫苦农民，变成了一个基层党组织的骨干。韩德光处处带头，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党号召学文化，几十岁的德光大伯，也买来了笔和纸，坚持每天学几个字，能达到看文件、写信、读报的文化水平。党怎么说，他怎么办，决无二心。

    解放二十多年了，他和老伴唐梅莲仍然住在泥墙茅屋里。有人对他说，寨上条件差的人家，也欠着集体的钱，先盖起了半边屋，你也盖一间砖瓦房吧。他摆摆手说，党支部有计划，这几年的砖瓦要支援迁进山来的厂矿，我不能破这个例。公社里有规定，每个大队长一年可以补贴一百个劳动日，大队会计年年给他算上这一千个工分，他年年要会计减掉。

    别以为韩德光家富裕，三个女儿先后出嫁了，儿子在煤矿上干活。子女们知道老两口都在队上干活，也不帮补家里。两个老人，靠工分过日子，还得精打细算，勤俭持家。

    在农村里当干部，总有那么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捧着他。来寒衣了，评给他家一件；来棉被了，评给他家一床；过年过节，远亲近邻的，有端肉来的，也有提鸡蛋来的；还有好些，说也说不清的，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都有的来往。德光大伯对所有这一切，都一概回绝。他对至亲好友说：“我要不当着大队长，你们送来的东西，我可以收。就因为当着大队长，我不能收你们的东西。”

    他穿一身打着补钉的土布衣裤，在田头干活，到坡上薅土，钻进煤洞拖煤，蹲在窑子里出窑……带头搞生产。他讲求实事求是，既反对虚报浮夸，也反对瞒产私分，第五生产队的会计，就因为弄虚作假，被他撤了职。

    第五生产队是个小寨子，地处那条穿峡过岭的河边，当地人也叫河边生产队。河边生产队只有二十三户人家，有十九户姓姚，家族观念还很强。这个队离韩家寨大队其他寨子都比较远，地势比较低，又是引河水灌的田，水稻产量比其他四个队高。可这个队常常仿着其他四个队报亩产量。姚银章当了三年会计，头年他搞两本账，被韩德光及时阻止，没搞成。第二年他变换花样，分了干谷子，他说分的是湿谷子，每一百斤算七十斤，居然瞒过了人。德光大伯对全大队的产量，心里都有个估量，年终统账时，发现了五队的产量有问题。他到河边生产队去住了几天，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姚银章玩的鬼。他要姚银章在全大队干部会上作检查，到来年发放回销粮时，按五队的实际产量，没有给五队分配回销粮。到了第三年，姚银章不但不改正错误，反而倚仗着他在五队姚姓族中有威信，又搞开了瞒产私分。事情被揭发之后，鉴于姚银章屡教不改的恶劣作风，多次欺上压下，在粮食问题上玩弄阴谋诡计，经韩德光提议，撤了他的会计职务，要他在全大队的群众会上作了几次检查。

    四清运动时，地委的柯书记在韩家寨大队抓工作。广大贫下中农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心治山治水，因地制宜，艰苦奋斗，改变山乡面貌。柯书记临走的时候拉着韩德光的手说：

    “德光同志，形势很好啊!你一辈子都在种水稻，一辈子受产量过低的气。看到没有啊，你们这一带高寒山区，主要矛盾是种子，没有适应你们山区的良种，这水稻产量，还是上不去!”

    “我思量这个问题，有好几年了!”韩德光点头说：“解放十几年来，先后从外地引进过十几个良种，可到了我们这儿，这些良种硬是不结谷。”

    柯书记偏着头，凝神思忖了一阵，说：“看来，你们不能尽引人家的良种。要创，要自己培育一种新的良种，毛主席号召我们共产党人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德光同志，在育种这件事情上，你也要带个头啊!”

    韩德光怔了怔，迟疑不决地摊开手说：“老柯同志，你看，我识字不多，使力气干活还行，闹科学实验，那需要读过厚本本书的人呀……”

    “德光同志，你见困难就止步了吗?”

    地委第一书记直率的批评使得德光大伯发急了：“我啥时候见困难退过步，我……”

    “哈哈哈，我知道，那不是你的脾气。”柯书记朗朗地笑着说：“德光同志，要育出了这样的良种，那就不只是提高韩家寨一个大队的产量，眼光要放得远点。全县有几十万亩这样的水稻田，整个地区有几百万亩。你想想，每亩增产一百斤，几百万亩水田能增产多少粮?怎么样，到这座火焰山上去闯一闯吧?”

    德光大伯给柯书记说得眼睛辉亮起来，他涨红了脸，紧紧地握着柯书记的手说：

    “要得!我挑起这副担子朝前走!”

    从那以后，德光大伯当真搞起水稻良种的试验来了。他召集大队里有经验的五六个老农，成立了一个顾问小组，向他们讨教；他托进城的社员，买回了一本又一本关于水稻种子的书来看；他搜集了一包一包水稻种子，本地的和外地的，装进楠竹筒筒里；经大队党支部讨论决定，从生产队里画出四分水田，给他作试验用。德光大伯一有空就蹲在这四分水田的窄田埂上，细细地观察着一垧一垧各不相同的水稻良种的生长发育情况。头一年，一九六五年，他在四分水田里试栽的十七种外地良种，恰逢秋霜早降，到了白露谷穗还没句头，秋后只割到几捆稻草，连种子也没收上来。

    这一来，引得韩家寨人说闲话了。有人道：“老庄稼人，泥脚杆子，还能搞啥子科学试验？那不是鬼扯嘛！”

    但也有人为德光大伯辩护：“哇啦哇啦说风凉话算个啥，生个娃儿肚子都要痛哩，哪能求百事顺风?”

    “我早说过！”富裕中农韩德才嚷嚷得最凶，怪话也最多：“高寒山区坡高水寒，老天爷的脾气怪，那是生成的鼻子眼，改不了相。德光他非要干，这下好，心血、劳力白花了。来来来，你们看看，那坡上长的野草草，也比德光试验田里的谷草长呢!有那么多工夫，不会去闷倒脑壳睡大觉。”

    袁明新大伯常抽空来看看德光大伯的试验田，一见割上田埂的几捆谷草，也有点泄气，劝他说：

    “算了吧，老哥子，我们这地方是栽一碗，收一锅。你这一搞，栽下去只见茅草不见谷，怕叫人笑话哩!”

    “不怕！”德光大伯说，“一种就出好谷，还要这试验田干啥，来年再干!”

    一九六六年，他重又筹集了不少种子，栽进试验田里。这一次，他提前泡了谷种，赶早撒了秧，移栽的时候，他把一窝一窝秧苗小心翼翼地插进濡湿的试验田。大队的工作忙，他整天不得空，一天三顿饭端着饭碗蹲在田埂边吃；每天夜晚，他打着电筒或是提着马灯，守在田埂边，一垧一垧地察看秧苗的长势，把每一点变化记在小本本上。他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从来没要记工员给他多记一个工分……

    谷秧还没出穗，“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从广播里传来，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专论，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亲属来到韩家寨，也兴致勃勃地谈论他们那儿的情况……这一切，都从不同的角度告诉山寨上的人们，“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来，学校沸腾了，教育界热闹了，接着是文艺界、工矿企事业单位，然后波及到各行各业。红卫兵在造反，大字报上了街，人们在串联、在辩论、在批判揭发，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各种人物一古脑儿都拥了出来，竞相表演，争着崭露头角。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像雨后的蕈子似的冒出来。各派头头们在声嘶力竭地吼叫，跳梁小丑们在跺脚舞手地高喊。许多具有权威的人物被打倒了；许多神圣的东西被砸烂了；许多人们心目中美好的事物被泼上了污秽的墨汁。仿佛一切的一切都给颠倒了。终于，“文化大革命”的狂飚也在韩家寨团转掀起了波涛，德光大伯看到人们身上的革命热情，看到轰轰烈烈的场面，是多么地高兴啊!但是，疑惑不解的事件也一起一起发生了。德光大伯听说，人们绑架了公社书记伍国祥。这是怎么回事，别人他不了解，伍国祥他了解哪，难道他也犯了罪?德光大伯愤愤不平了，他要离开韩家寨，到公社去，和绑架伍书记的人辩论，问问他们，居心何在?有消息灵通的年轻人拉住他，劝他说，快莫去呀，这事儿不奇怪，不但公社书记遭斗，县委书记也在挨批，甚至地委柯竟书记，也在城里被架在车子上游街呢!到省城去的人回来说，贴省委书记的大字报，街头、马路上随处可见……

    这是怎么回事啊?耿直、忠诚的德光大伯不理解了。

    在这场运动中，从上到下都有一伙人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趁火打劫的勾当，有些人在故意地制造混乱，搅混水，把敌我关系翻转过来。街道上，传单里，出现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在这股阴风的煽动下，韩家寨大队以姚银章为首的一帮人，跳出来造反、夺权，把韩德光当作斗争的对象来揪斗。

    全大队的坝墙、屋墙、田埂、山壁上，到处都刷满了白石灰写的大标语：“打倒韩家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韩德光!”“韩德光是镇压群众的刽子手!”“韩德光是地、县、公社三级走资派的忠实爪牙！”

    姚银章领着一伙人，冲进了韩德光家屋头，抄了他的家。他们烧毁了韩德光买的书和辛辛苦苦记下的笔记本，边烧边说：“这是他积极充当走资派的爪牙，忠实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铁证。”“韩德光育良种呀，是奉了地委大走资派的旨意，把贫下中农的水田、劳力瞎浪费。四分地上没有一颗收成，要他赔产!”

    这帮人解散了老农顾问组，把韩德光费心搜集的二十多种水稻外地良种拿出来，边牵着他在全公社范围内游斗，边连同他家应分的口粮一起装进箩筐里，对众人说：

    “看哪，大队长利用职权，假借育种为名，盗窃了集体多少口粮。他是啥共产党员，明明是个货真价实的大贪污犯!”

    韩德光被拖来拖去游斗，被强迫站在坝墙上勾腰垂脑壳，被挂上黑牌牌，脖子上还吊着一面破锣，让他边敲边喊：“我是大贪污犯!我是走资派!我是牛鬼蛇神!”韩德光不干，唾沫、拳头、泥块、瓦片、棍棒如骤雨般击来，顷刻间把他打倒在地，脊梁背还踩上一只脚。几个月里，说不清被批斗了多少次。轮番的围攻，无耻的诽谤，恶毒的咒骂，残暴的毒打，不停顿地向老汉身上袭来。在威胁、恐吓、恶骂声中，在不了解实情的外队群众的吼声中，韩德光始终坚贞不屈地回答：

    “我育良种，一不为讨好柯书记，二不为图私利，我是在为国家出力!”这声音，像金钟轰鸣，战鼓雷动。

    这一来，可触怒姚银章了。他暗中要五队的一些族里弟兄和着韩家寨大队一些被德光大伯批评、教育过的人，对他进行更深一步的迫害。他们先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继而又罗列罪状，要他一条一条地承认。韩德光不愿承认这些凭空捏造的罪名，他们对他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拿姚银章的话来说，就是“先给这老不死的来个小青龙爬背”，“再给我用钢钎熬，看他认不认罪?”

    小青龙是指麻搓的绳索。姚银章的爪牙们，顿时用麻绳把韩德光五花大绑起来，抽到梁上吊起来，随后又用打炮眼的钢钎，从他反绑在背后的手臂底下塞进去往外撬。这种非人的刑罚，加上棍打、鞭抽，五六十岁的老人，怎么受得了啊?他的两手被撬脱了臼，脸上头上满是血迹，几次被这些暴徒整昏了过去。

    韩德光没有低头认罪，还是被划成了专政对象。姚银章勒令他每天给队里放牛看马，还要割一挑草回来。牛是集体的，马是生产队副业组的，韩德光精心放牧着。看牛放马割茅草，一天的活也抵得一个强劳力。可姚银章命令，韩德光是专政对象，不准给记工分。老两口一年的花销，全靠唐梅莲在队里的劳动。一个老年妇女，一年到头争着做，也只能得一千多分，哪里能过得下日子去啊。姚银章派来监视他家的人，还要向他家要监视费，外加扣除监视人的工分和饭钱。唐梅莲一年参加集体劳动，不但分文得不到，而且还要向集体补钱。老伴实在无奈，想去找出了嫁的三个女儿和儿子要点钱，姚银章不许她出寨子。她想写信给儿女，信也给扣下了。左邻右舍，寨邻乡亲，都被姚银章警告说：必须与这个专政对象划清界限。怎么办呢?只有变卖屋头的家什和衣物来过日子。

    姚银章当权之后，做了大队革委会主任。他高叫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每次群众大会都喊批判“工分挂帅”，在整个韩家寨大队推行按人口评工分的“革命路线”。只要出工的，每天一律评十分，不管其活路质量高低好坏。群众说，这么一来，“出工像条长龙，收工像一窝蜜蜂”，到了田土头干活拉开大帮，不是光图数量，便是站着闲摆。坐下一歇气，可以休息一两个小时。韩家寨本来粮食产量就低，这一来，就变得更低了。姚银章说，这没关系，只要路线正确，产量迟早能上去，关键在提高大家的社会主义觉悟。收的粮食，交了公粮，吃到第二年春天就断粮了，群众都叫锅儿要吊起了。姚银章又成了英雄好汉，他召开全大队的社员会，扠着腰拉直了嗓门高喊：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让饿死一口人。这不是解放前了，解放前遇到灾年，穷人都要饿死，现在饿不死!我不是韩德光，打肿了脸充胖子，上面拨下救济粮、回销粮还要死扣着少要。我找公社多要些，让家家户户度过这难关。”

    他把实情一报，果然拨下了几万斤救济粮和回销粮，姚银章按亲疏远近的标准，照三级发放了这批救济粮。他的爪牙和帮凶，通统得到了最高数量的救济。一般听他话的社员，愿意跟他走的人，通统得中等数量的救济。凡是和他关系不大，或他认为不敢跳的社员，都得到了少量的救济。至于坚决反对他的人，他一颗粮也不给。不但不给一颗救济粮，连一斤回销粮也不派。他头上戴顶革委会主任的帽子，又挂着纳新党员的招牌，干了这一着，既迷惑了人，又笼络了人，还打击了人，在韩家寨大队，果然树起了“威望”。

    在缺粮的年成，粮食就是命啊!好些人明明知道这个人奸诈，会玩弄权术，也迫于他的淫威，不敢说话了。哪一户社员，不是有老有小，要过日子啊!

    韩德光这个“专政对象”，当然是得不到一颗粮食的。日子越过越艰难了，没有粮吃，老伴上坡去挖些蕨巴、野菜和着，勉强度日。一两年没扯布，老两口穿着补钉上叠补钉的衣服。当实在过不下去时，袁明新大伯有时扛一包米来，袁昌秀或是捧一小罐油来。常常一夜过后，后门口，屋檐下，会放着一碗碗白米、一小袋一小袋包谷。深更半夜，裂开的泥墙缝里，索索发响，会塞进一张几元的钱来。尽管姚银章把这作为反革命事件追查过，可这样的事情还是不断地发生。

    是这些，鼓舞着韩德光坚强地活下去。他虽然被压，可他晓得，好些社员的心，是和他贴在一起的。但命运不饶人啊，艰苦的生活，精神上的重压，无偿的劳动，主要是毒打留下的残疾，终于把德光大伯逼得病倒了。

    他不能上坡了，不能出门了，他躺倒在床上，再也看不到寨邻乡亲们投来同情的目光了。韩德光心里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痛苦。在开始育种的时候，德光大伯精神上有准备，准备在科学实验的征途上，和各种困难斗，在这样一座火焰山上闯一闯。他没想到，他会碰到比闯火焰山更大的困难哪!他知道，这是斗争，这是对他的考验，他要挺身站出来呀!

    太阳照进老汉的茅屋，德光大伯硬撑着病体坐起身来，望着一无所有的屋里那张毛主席的像，老泪纵横地说：“毛主席呀，我韩德光要活下去，完成党交的育种任务……”

    夜深人静，他硬要老伴扶着在院坝里轻轻走一走。月光下，这一对患难与共的老人，在一步一步沉重地蹒跚徘徊。老伴担忧地说：“快进屋吧，要不，你一去，冤案就再也洗不清了……”“不，我死不了，我还没育出良种来呢!我要活下去!”

    韩德光想的多么远啊，他想到任劳任怨、一年四季在全公社奔波、把田埂当办公桌的伍国祥书记，被关在“牛棚”里；他想到风趣而毫无官架子的柯竟书记，也被送进了省的“五·七”干校；他想到高寒山区需要良种，想到姚银章和与他上下勾搭的那一帮人的所作所为，他决不能在这样的时候闭上眼睛，离开人世啊!

    德光大伯病了，五保户韩四爷爷不怕姚银章，拄着拐杖来看他了；三个女儿，不怕威胁，随着弟弟，也来探望父母了；公社里回来的一个复员军人，在公社医院当院长，当年是德光大伯一手培养起来、亲自送出去参军的，带着医院里的几个医生，也赶来给德光大伯看病了……

    德光大伯在他们的关怀和照料下，病渐渐好了。当他重新拄着拐杖，站立在院墙边时，满寨的社员们都用欣喜而又担忧的目光瞅着他。欣喜的是，德光大伯终于站出来了；担忧的是，他的身子太虚弱了呀!

    长期的折磨，使得壮实的老汉完全变了样子。他的脸色蜡黄，浑身浮肿，风一吹身子跟着摇晃。头发老长，大半花白了，又加上一身的补丁衣裤，看去活像个可怜的老叫花子。

    唯有他的那双眼睛，反映着他内心中燃烧的火焰。光看他这一双眼睛，你准会说，这是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年轻人。

    形势在发展，斗争在深入。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也在斗争发展中提高了认识。人们在议论，地主分子在队里干活，照样有工分，为啥德光大伯干活没工分，是要逼出人命来吗?还有没有“给出路”的政策?德光大伯算哪一号的阶级敌人？

    姚银章迫于众怒，勉强答应给韩德光记工分，撤除了对他家的监视和勒索。但是，他仍不许韩德光下水田干活，继续叫他一个人放牛、看马、割草，干没有人和他接触的农活，说是“劳动改造”，“立功赎罪”!

    看上去，德光大伯确是孤独啊，他拄着拐杖，慢吞吞地爬坡登山，撵着水牛黄牛，牵着马溜达。可他的心，还在水稻良种上面，他咬着牙说，是公社社员，却要吃国家的救济粮、回销粮，不害臊嘛!眼看着姚银章在大队里搞做活拖大帮，结帮营私，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个共产党员，能视而不见吗?不，不能让他把韩家寨的粮食产量，折腾得倒退到解放前的产量上去啊!

    可怎么样搞育种呢?谁来帮助自己呢?

    这时候，大队里来了上海知识青年，德光大伯心里一阵喜悦：这些年轻人都读过书，有知识，要能来育种，可好啦，我也不愁了。

    姚银章给了他这种想法当头一棒，他在向知识青年们介绍全大队有几户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时，头一个说的就是韩德光。说这老家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对象，是全大队最坏的反动分子。这批年轻、幼稚的小青年，谁还敢接近他呀。几个不晓事的小伙和姑娘，还常常在背后指点着他悄悄地说：这是个坏家伙!

    德光大伯耳朵不聋，听得很清楚，回到屋头，他又一头栽倒了。他并不恨这些远方来的年轻人，他们不了解实情呀!可恨的是姚银章，他把自己作为“阶级敌人”向知识青年们介绍，手段多么毒辣，心理多么卑鄙啊!自己在知识青年们心目中是这样的一幅画像，有哪一个人，还会来接近他呢?有哪一个人，还会帮助他这身似朽木的老汉育良种呢?

    德光大伯伤心地哭出了声。

    老伴唐梅莲问他：“你哭啥呀?又想育你那良种啦?算了吧，专政，批斗，打骂，赔产，你还少受了罪吗!咬咬牙，保住你这条老命吧!等你的事情闹清了，再搞育种也不迟啊!”

    悲愤难抑的德光大伯，伸出一双枯瘦的手说：“我不能看着庄稼人尽吃别人种出来的粮，不能看着姚银章把社会主义的韩家寨变成他的小天地，我还没被开除出党哩，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不能等，要干！”

    “哎呀呀，你少说几句吧!”了解德光大伯的唐梅莲急得满脸皱纹挤成一团，摆着手说：“你干得过姚银章那坏小子吗，他在公社、县里都有一帮人，腰杆上箍着铁圈圈，硬着呢!你过去向县委检举、揭发过的那个啥子龟儿干部薛斌，现在是县革委会主任。他们上下串通，比豺狗大猫还凶哩！”

    “呸!”德光大伯上了火，脸涨得通红，跺着脚说：“我偏不信他这帮人把天也能遮住!我偏不信个个年轻人都跟着他跑!总有人，眼睛看得出个水清水混，辨得明是非黑白……”

    说过这句话没几天，德光大伯就遇到了知心人，开始了他新的育种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