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革命 心灵优于物质

——黄金时代侦探小说的没落

心理层面将超过数学层面。

——安东尼·伯克莱

在上一节,我们谈到了罗纳德·诺克斯的“十诫”和范达因的“二十条”。读者们不难看出,这些规则对那个时代固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事件的推移,其弊端也不可避免地束缚了侦探小说的发展。有些条目在今天看来,已经有些幼稚可笑了。

随便举些例子。例如,“二十条”里指出凶手不能是侦探,不能是警察,不能是无足轻重的人。这样的设定使得凶手的后备人选十分有限,严重束缚了创作空间。当那仅有的、符合“二十条”的三五个人选被前面的创作者一一“正法”之后,后来的作家们就变得一筹莫展了。

再例如,“十诫”和“二十条”里规定不能使用非常规手段实施犯罪。这在当时无可厚非,但随着科技的进步,读者的视野愈发开阔,“非常规”这个概念已经变得难以界定。如果墨守成规,一些读者喜闻乐见的元素(比如科幻、武侠等等)将永远没有机会为侦探小说所用,这无疑是创作者和读者都不愿看到的。

最后,广大读者最津津乐道的爱情也被“二十条”明令禁止,这简直不能容忍。试想,一部不掺加任何情感元素的小说,在今天会是怎样的下场?

实际上,即使在当时那个时代,“十诫”和“二十条”也屡屡被一些天才作家“无视”。甚至可以断言,“黄金时代”所有经典作品,都是冲突这些规则而诞生的产物。《东方快车谋杀案》、《罗杰疑案》、《无人生还》、《希腊棺材之谜》、《X的悲剧》、《三口棺材》等等,无不如此。日本推理作家岛田庄司曾经指出:“范达因的‘二十条’是可笑的东西。只有没有才能的作家才会遵照它创作,优秀的作者可以运用所有元素,并且保证作品依然合情合理。”

可见,“黄金时代”的一些规则,对于绝大多数创作者而言,起到了束缚效果。在这种约束下长期进行创作,写出来的作品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外部的束缚,古典主义侦探小说自身也遭遇了无法突破的瓶颈。这个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诡计的穷尽。

我们前面已经不止一次提到,“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遵循着“解谜至上”的原则。一旦谜题穷尽,这类小说的前景可想而知。从19世纪末的短篇“黄金时代”开始,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已经辉煌了半个世纪,几千位创作者绞尽脑汁构筑着各式谜团。在这样的“开垦”速度下,人类大脑所能派生出的诡计,早已经濒临枯竭。即使是对之前的谜团进行二次甚至三次再加工,也远远不能使得“黄金时代”的辉煌延续下去。着名的侦探小说评论家朱利安·西蒙斯说:“‘黄金时代’穷尽了人类所能想到的一切诡计,这使得后来的作家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迫和危机。”

如果说“十诫”和“二十条”还只是一种“如有如无”的外界束缚,那么诡计的穷尽对于古典主义侦探小说而言,则是釜底抽薪。

没有了核心诡计,该怎么办呢?有的创作者选择了放弃,有的则选择了“以次充好”。于是,侦探小说从数量到质量,出现了雪崩式的“退步”。一些作品的诡计和背景设置,不仅脱离现实生活,甚至已经违背了科学常识——神探和骗子本来就只有一线之隔。

一时间,“异想天开”和“胡编乱造”成了当时读者和评论家对侦探小说的唯二评价。美国人雷蒙德·钱德勒曾经刻薄地评论道:“对于这类侦探小说,只有天才和白痴才能猜到故事的结局。”这话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一针见血地刺中当时侦探小说的要害。

其实,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穷途末路,早在1930年就有人预言过。而且,这位预言家既不是局外人,更不是侦探小说的反对者,而是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大家,英国侦探作家俱乐部(这个机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创建人。

这个人名叫安东尼·伯克莱,189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附近的沃特福德。伯克莱极具文学天赋,是牛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高材生。在创作侦探小说之前,他尝试着写过诗歌和其他类型的小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伯克莱报效祖国的机会。他曾经奔赴法国作战,前后多次受伤,于战争结束后返回英国。之后,他投身商界,成为了一家公司的董事。

1924年,安东尼·伯克莱出版了侦探处女作《莱登庭神秘事件》,并在故事中塑造了系列侦探罗杰·谢林汉姆。之后他创作了多部侦探小说,其中,出版于1929年的《毒巧克力命案》一举奠定了伯克莱的大师级地位。这部作品的构架匪夷所思,就一个谋杀问题,七位“侦探”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七种解答。高明之处在于,这七种都有事实依据,而且在事实之上展开的逻辑推演都堪称严谨——然而,真相必然只有一种……很多评论家把《毒巧克力命案》视为“最神奇的侦探小说”,伯克莱的功力可见一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伯克莱赖以成名的几部作品,都是彻头彻尾的古典主义侦探小说,洋溢着“黄金时代”的气息。

早在1928年,伯克莱便创立了英国侦探作家俱乐部;到了1939年,他又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资产——据称,直到伯克莱去世,他的固定资产依然超过了100万英镑!伯克莱马上决定停止侦探小说的创作,转而开始全心从事侦探作家俱乐部的运营和侦探小说的理论研究。他撰写了大量精辟的理论性文章,为侦探小说的发展指点了方向。

我们毫不怀疑,安东尼·伯克莱曾是一位坚定的古典主义侦探小说推崇者;但是,这个天才却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对自己奋斗终身的事业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

在1930年,安东尼·伯克莱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个人相信,简单纯粹的犯罪解谜,完全依赖情节设计,不擅长角色塑造、行文风格,甚至是幽默感的小说,已经落在了审判者的手中。侦探小说已经到达了一个阶段,未来的侦探或犯罪小说,吸引读者兴趣的,心理层面将超过数学层面。”

很明显,安东尼·伯克莱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知”。他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以及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发展到巅峰的时候,理智地发现了这类作品的局限性,并准确地预言了侦探小说未来的发展方向。单纯以“解谜”为乐的小说必将枯竭,只有在角色、行文、文笔等方面下工夫,侦探小说才能避免被淘汰的命运。

安东尼·伯克莱用“数学”和“心理”两个词,精准地概括出了“黄金时代”和“后黄金时代”侦探小说的特征与区别。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本质就是数学层面的逻辑推演运算,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斗智;而至于心理层面的侦探小说是什么样,我们在下一节会详细论述。总之,实际证明,伯克莱是伟大而睿智的。

伯克莱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努力把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他以“弗朗西斯·埃尔斯”为笔名,先后创作了《杀意》和《事实之前》两部小说。这两部作品风格与“黄金时代”的作品大相径庭,不以解谜为最高原则,而是将重点放在人物的塑造和对犯罪心理的描绘上。毫无疑问,这是两部具有地标式意义的作品。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创作外延的僵化,创作内核的枯竭,创作思想的解放——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黄金时代”和这个时代特有的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已经能够走到了尽头。

历史的趋势是必然的。冥冥之中,总会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力量为没落的事物钉上棺材的最后一根铁钉。为“黄金时代”“送葬的”,是人类历史上两场空前的浩劫——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和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纵观侦探小说的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样一条屡试不爽的规律:侦探小说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国家经济的突飞猛进。验证一下:1841年美国人爱伦·坡发明了侦探小说,但在以后的50年里,这种类型文学在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发展;19世纪后半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一举跃升为“日不落帝国”。而我们反复提到的、由福尔摩斯引发的侦探小说短篇“黄金时代”,恰好是这个时期;到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后来居上,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于是我们看到,长篇“黄金时代”虽然开始于英国,但后来绝大多数的辉煌,全都是山姆大叔的同胞创造的;进入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崛起,而日本推理小说崛起的速度,似乎比经济的崛起还要快……

其实仔细想想,这并不难理解。侦探小说(不管是数学层面还是心理层面)的本质,不过是一种休闲读物。在这个前提下,经济的富足必然会成为侦探小说繁荣的基础。不止是侦探小说,几乎所有类型文学都具备这个特点。

具体到“黄金时代”的作品,这条规律尤其明显。“黄金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从确立走向繁荣的时代。因此,这个时期的作品充满了安定、祥和、富足、充实的气氛,即便是谋杀,也会发生得非常彬彬有礼,没有丝毫的恐怖感和血腥气息。

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满足的绅士和富人们,在茶余饭后,当然会钟情于这类侦探小说。有人这样评论当时的现象:“在安逸得有些令人难以容忍的生活中,似乎没有比阿加莎·克里斯蒂出版新作品更大的事件了。各种年龄和性别的人们,都会第一时间把新书买回家,然后花一个通宵读完它。因为,第二天上午它就会成为每个人谈论的话题。”这一方面说明“女王”的作品魅力无穷,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多么的舒适。

但是,1929年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让这种生活一去不返。一夜间,失业、贫困、饥饿、绝望……几乎所有的不愉快爬上了每个人的心头。资产阶级精心营造的理想得有些虚幻的世界,原来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不难想象,当不断有人因为加塞领取救济粮被殴打致死的时候,谁也不会再有闲情雅致坐在安乐椅上阅读侦探小说了。

经济的窘迫还没有被摆脱,更加残酷的世界大战接踵而至。本就破烂不堪的房子成了一片废墟,数以亿计的生命变成了炮灰,人们的心灵被折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如果说之前的经济危机还只是让人们怀念逝去的美好,那么,战争则使得很多人开始质疑过去的生活方式。繁荣、美好、享乐……美好的东西如此不堪一击,脆弱人类还有必要苦心经营这种美好吗?这难道不是自我麻醉和欺骗吗?

当绝望的、灰色的、自我怀疑的世界观充斥在每个角落的时候,“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退出历史的舞台,真的是一种“物竞天择”。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被推了出来: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退出,是否预示着侦探小说这种类型文学的没落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然安东尼·伯克莱的预言就落空了。

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将被一种怎样的新派侦探小说取代?读者们应该依稀感觉到,就是之前伯克莱提到的那种“心理层面”的小说。这种小说从何而来?当然是本着“艺术源于生活”的精神,来源于大危机和大战争之后的现实生活。

危机过去了,战争结束了,有一群叱咤风云的人回家了。然而,面目全非的世界对于这群远方的归客,已经十分陌生。

他们需要重新认识世界,试图改造世界,不然,干脆毁掉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