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士堡考利父子商店背后，象牛蒡似的粘附着一个粗糙的木板棚子。店里的小老板埃尔默·考利，坐在木棚里的箱子上；透过龌龊的玻璃窗，他可以望见《温士堡鹰报》的印刷所。埃尔默正在把新鞋带穿在他的皮鞋上。鞋带轻易穿不进去，他不得不把皮鞋脱下来。他手里拿了皮鞋，坐着打量他的一只袜跟上的一个大洞。接着，他迅速地抬起头来时，看见温士堡唯一的新闻记者乔治·威拉德站在《鹰报》印刷所的后门口，茫茫然左右凝望。“咳，咳，又有什么花样来了呢！”这年轻人嚷道，手里拿着鞋子，跳起身来，悄悄地离开窗口。

埃尔默·考利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他的手开始发抖。在考利父子商店里，一个跑码头的犹太推销员站在柜台旁边，正在和他的父亲说话。他料想记者可以听到他们所说的话；一想到这一点，他就愤愤然了。他手里仍旧捏着一只皮鞋，站在棚子角落里，用那只穿袜子的脚顿着地板。

考利父子商店并不面对温士堡大街。它的前门在莫米街上，街的那边，是伏爱特货车行和一个给农夫的马匹遮风挡雨的棚子。这店的旁边，是横在大街店铺背后的一条小巷，整天有四轮大车和运货马车来来往往，忙着装卸货物。这商店本身可难以形容。威尔·亨德森有一回说它是什么都出售也什么都不出售。面对莫米街的橱窗里，放着象苹果桶那么大的一块煤，表示经营定购煤的生意；在那墨黑的一大块煤旁边，有三蜂房的蜂蜜，搁在木架子上，颜色已经发褐，肮肮脏脏的。

蜂蜜摆在橱窗里已经有六个月了。蜂蜜是供出售的，就象挂外套的架子，专利的吊带钮扣，漆屋顶用的一罐罐油漆，治疗风湿病用的一瓶瓶的药，以及咖啡的代用品，都是供出售的一样。这些商品陪伴着蜂蜜，心甘情愿地耐心等待着为公众服务。

埃比尼泽·考利是个瘦长个儿，看上去象没有洗过脸似的，他站在店里，静听跑码头商人嘴里落出来的又急又快的说话。在他的瘦棱棱的颈子上，生一个大粉瘤，一部分被灰白色的胡须遮掩住了。他穿一件长长的“亚尔培亲王”式的外套。这外套是买来作为结婚礼服用的。在他改行经商之前，埃比尼泽是个农民，结婚后，星期日上教堂去，星期六下午到城里去做生意，他总穿上“亚尔培亲王”式的外套。

他变卖了田产改营商业时，便经常穿这外套了。年深月久，外套已发褐色，而且满身都是油渍，可是埃比尼泽穿上了它，他总觉得衣衫楚楚，可以到城里去周旋一天了。

作为一个商人，埃比尼泽不是胜任愉快的，而作为一个农民，他也不曾胜任愉快过。可他依旧生存下去。他的家庭（包括一个叫做梅布尔的女儿和这儿子）同他一起住在店铺楼上的房间里，也花不了多少生活费用。他的困难不在钱财方面。他做商人之不能胜任愉快，在于一有跑码头的人带了货物踏进大门来推销，他就害怕。

他站在柜台背后摇头。他第一怕自己会固执地拒绝买进，因而失掉了再把它们卖出去的机会，第二怕自己会不够固执，竟在一阵软弱之下，收购了卖不出去的东西。

埃尔默·考利看见乔治·威拉德站在《鹰报》印刷所后门口显然在窃听的那个早晨，店铺里出现了一种常常激起儿子愤怒的情景。跑码头的人讲，埃比尼泽听，他浑身都表现出犹豫不定的神情。“你瞧，很快就别上了，”跑码头的人说道，他是来推销一种小而平的、替代领扣的金属别针。他一手迅速地解开他衬衫上的领子，随即把它重新别好。他装出一种谄媚的甜言蜜语的腔调。“我对你说吧，人们快不用这些领子钮扣了。你正可以利用这正在时兴的变化来发财，我让你在这城里独家经售。你买二十打这种别针，我就不到别家去兜揽了。我让你去做这生意。”

跑码头的人倚在柜台上，用他的手指弹着埃比尼泽的胸膛。“这是个好机会，我希望你不要错过，”他怂恿道。“我的一个朋友，同我提起你的。‘去拜访那个叫做考利的人，’他说。‘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

跑码头的人暂停说话，等待答复。他从衣袋里摸出一本簿子，开始写定单。埃尔默·考利手里仍旧捏着皮鞋，穿过店铺，经过这两个心无二用的人，走到靠近大门的一个玻璃柜前。他从柜子里取出一支廉价的手枪，左右挥舞。“你滚出去！”他锐声喊道。“我们这儿不要什么领子别针。”他计上心来。“注意，我不是在恐吓你，”他补充道。“我没有说我要打你一枪。也许我只是把枪从柜子里拿出来看看。可是你还是出去的好。是的，先生，我是这样劝你。你还是快点拿了你的东西走吧。”

小老板的声音升高，变成尖声叫喊，他跑到柜台后面，开始向两人冲过去。“我们在这儿当傻瓜的日子过去了。我们不要再买什么东西了，我们开始卖得出去时才买哩。我们不再做得古里古怪，惹起人家注目窃听了。你滚出去！”

跑码头的人走了。他把领子别针的样品从柜台上搂进黑色皮袋，就跑了。他是个矮小的人，两腿弯曲得利害，所以跑得很难看。那黑色袋子在门上勾住了，他一踬便跌倒了。“疯了，他就是疯了——疯了！”他从人行道上爬起来时，气急败坏地说道，赶紧跑掉了。

在店里，埃默尔和他的父亲你瞅着我我瞅着你。此刻，盛怒的直接对象已经逃走，这年轻人倒窘了。“哦，我故意这么做的。我以为我们也古里古怪得够长久了，”

他说道，跑到玻璃柜跟前，重新摆好了手枪。他坐在一只圆桶上，把他捏在手里的皮鞋穿上脚，缚好带子。他是在期待父亲说些谅解的话，可是当埃比尼泽开口时，他的话却只是重新激起儿子心中的盛怒，年轻人也不答话，跑出店铺去了。商人用长而脏的手指，捋着自己的灰白胡须，用他对付跑码头的人的那种同样犹豫不定的神情，凝望着他的儿子。“我要被浆硬了，”他低声说道。“咳，咳，我要被洗净，烫挺，浆硬了！”

埃尔默·考利走出温士堡城，沿着和铁路线平行的乡村大路而行。他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或是要做什么事。大路陡的向右转弯后，便在铁道下面经过，他就在这掘出来的深沟的荫蔽处，停下步来，而促成他在店里发脾气的那股愤激之情，开始重复获得了表现。“我决意不古怪了——不做惹人注视偷听的人了，”他大声声明道。

“我决意要做另一种人。我要做给乔治·威拉德看看。他就会看明白的，我要做给他看看！”

这精神错乱的年轻人，站在大路的中央，回头灼灼虎视小城。他并不了解那个记者乔治·威拉德，他对这个在城里到处奔跑采访新闻的高大少年，也没有特殊的感情。那记者之出现于《温士堡鹰报》馆的办公室和印刷所，只不过是代表这年轻商人脑子里的某种东西罢了。他认为这个在考利父子商店门前一再经过的、在街上停下来和人讲话的少年，一定是在想着他，或许还在嘲笑着他哩。他觉得，乔治·威拉德属于城市，象征城市，就在他身上体现了城市的精神。埃尔默·考利没法相信：乔治·威拉德也有他的不愉快的日子，也有朦胧的饥渴和隐秘而说不出的欲望袭上他的心头。难道他不是代表公众的舆论，难道温士堡公众的舆论不曾指责考利父子古怪吗？难道他没有吹着口哨，大笑着走过大街吗？打击了他，岂不就是打击了那更大的敌人——那微笑着我行我素的东西——那温士堡的裁判吗？

埃尔默·考利异常高大，他的手臂长而有力。他的头发，他的眉毛，以及开始在他颔上长出来的绒毛似的胡髭，都是灰白的，几乎接近于白色了。他的牙齿突出在嘴唇之间，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温士堡孩子们带在衣袋里的叫做“艾吉司”的一种大弹子的素净蓝色。埃尔默在温士堡住了一年，没有结交到朋友。他觉得，他是注定了终生没有朋友的人，他想到这一点就恨。

这年轻人两手插在裤袋里，愠怒地沿着大路踯躅。刮着阴飕飕的风，天气是寒冷的，但太阳立刻开始照耀了，大路变得柔软而泥泞。泥路上尽是一条条冻结的垅脊，顶上开始融解了，烂泥粘在埃尔默的皮鞋上。他的脚觉得冷。他走了几英里路，便转离大路，横过一片田野，进入一丛树林。他在树林里拾柴生火，坐在那篝火旁取暖，身心很苦痛。

他在篝火旁的木头上坐了两个钟头，这才立起身来，谨慎小心地爬过一丛灌木，他走到一道栅栏跟前，眼光越过一片田野，遥望矮棚子环绕的一座小农舍。一丝微笑出现在他的唇边，他开始用他的长手臂向一个正在田里剥玉米的人作手势。

这年轻商人在他痛苦的时刻回到了农场，他曾在农场度过他的童年，农场上有另外一个他觉得可以对他解释自己的人。农场上的这个人叫摩克，是个痴头怪脑的老家伙。他从前受雇于埃比尼泽·考利，田地卖掉时，他仍旧留在农场上。老人住在农舍背后一个从未油漆过的棚子里，他整天在田野里闲荡。

这痴头怪脑的摩克，生活得很快乐。他怀着幼稚的信念，深信跟他同住在棚子里的畜生是有灵性的，他寂寞时就和牛呀，猪呀，甚至在谷仓前的空场上跑来跑去的鸡呀，作着长谈。把关于洗衣的词儿作为表达方式传给老东家的，就是他。什么事情使他激怒或是惊讶时，他就茫然微笑，咕咕哝哝的说道。“我要被洗净和烫挺了。咳，咳，我要被洗净，烫挺，浆硬了。”

当这个痴头怪脑的老人丢下剥玉米的事，走到树林里来和埃尔默相会时，他对于这年轻人的出现，既不惊讶，也不特别感兴趣。他的脚也是冰冷的，他便在篝火旁的木头上坐下，他对温暖是感谢的，对埃尔默不得不说的话，显然是漠不关心的。

埃尔默认真而十分畅快地讲着话，走来走去，两手挥舞。“你不明白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当然不关心罗，”他说道。“我可不同啊。你瞧我总是摆脱不掉啊。父亲是古怪的。母亲也是古怪的。甚至母亲惯常穿的衣服，也与旁人穿的不同，再瞧瞧父亲在小城里来来去去穿的那件外套，他还自以为穿得衣衫楚楚哩。他为什么不买一件新的呢？这花不了多少钱。我要把此中缘故告诉你。父亲不知道，母亲活着的时候，她也不知道。梅布尔可不同罗。她知道，可是她什么也不愿说。然而，我决意要说。我不愿意再让人瞠目而视了。还有一件事，摩克，你瞧，父亲不明白他在城里开的商店简直是古里古怪，乱七八糟，他进的货，他永远卖不出去。他一点儿也不懂行。有时候，他眼看没有生意，有点儿焦急，于是他便出去再进些别的货。晚上他坐在楼上火炉旁边，说是不久生意就要来了。他不焦急。他古怪。他懵懵懂懂，所以他倒不焦急。”

这激动的年轻人变得更激动了。“他不明白，可是我明白，”他喊道。他停下步来，俯身凝视这痴头怪脑的人哑巴似的毫无反应的脸。“我太明白了。我不能忍受。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可不同了。我工作，到了夜间便上床睡觉。我并不经常看到人们；不象我现在这样伤脑筋。在晚上，在那边城里，我到邮政局去，或是到火车站去看火车进站，没有人跟我说什么话。人人站在四周大笑，他们互相谈话，可一句话也不同我谈。于是我觉得那么古怪，我竟也没法说话了。我走开。我什么也不说。我没法说。”

这年轻人愤怒得没法控制。“我不愿意忍耐了，”他仰望着树木的秃枝字大叫大嚷。“我不是天生来忍耐这些的。”

坐在篝火旁木头上的人痴呆迟钝的脸，把埃尔默气得疯了，埃尔默转过身来，对老人灼灼虎视，就象他循着大路回首向温士堡灼灼虎视一样。“回去继续干活儿吧，”他尖声嚷道，“跟你说话对我有什么用处呢？”一个念头兜上心来，他的声音骤然降低了。“我也是个懦夫，是吗？”他喃喃而语。“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徒步溜到这里来？我不得不告诉人，而你是我唯一可以告诉的人。你瞧，我搜出了另外一个怪物。我溜出来了，就是这样。我不能忍受象乔治·威拉德之类的人。我不得不到你这里来。我应该告诉他。我一定要告诉他。”

他的声音又提高成为叫喊，他的手又左右飞舞。“我一定要告诉他。我不愿意古怪。他们怎么想，我不在乎。我不愿意忍气吞声了。”

埃尔默·考利奔出树林，丢下这痴头怪脑的人坐在篝火前的木头上。老人立刻站起身来，爬过栅栏回去剥玉米了。“我要被洗净，烫挺，浆硬了，”他说，“咳，咳，我要被洗净，烫挺了。”摩克发生了兴趣。他沿一条小径，走到两头母牛站在那儿吃着一堆青草的田里去。“埃尔默刚才来了，”他对母牛说。“埃尔默发疯了。你们最好跑到草堆背后他看不见你们的地方。可他还是会伤害个把人的，埃尔默会的。”

那天晚上八点钟，埃尔默·考利在《温士堡鹰报》馆办公室门口探头进去，乔治·威拉德正坐在那儿写作。他的便帽拉得向下遮住了眼睛，脸上是一种愠怒的毅然决然的神气。“你同我一块儿出来，”他走进门去，把门关上了，说道。他的手一直握在门钮上，仿佛准备阻挡任何别人进来似的。“你就出来一下，我有话同你说。”

乔治·威拉德和埃尔默·考利在温士堡大街上散步。夜是寒冷的，乔治·威拉德穿了一件新大衣，看上去很是潇洒体面。他把手插在大衣袋里，询问地瞅他的同伴。他早已想和这年轻商人交朋友，探究他头脑里的思想。他以为此刻他碰到了机会，很是高兴。“我不明白他有什么事？也许他以为他有一段可以登报的消息。总不会是失火吧。因为我没有听见警钟的声音，也没有什么人在那里奔跑，”他想。

在寒冷的十一月的黄昏，只有几个居民出现在温士堡的大街上，这些人匆匆而行，想要赶到什么店铺后面的火炉旁边去。店铺的窗子冰冻，风吹得挂在通向韦林医生诊所的楼梯进口处的铅皮招牌乒乓乒乓发响。韩家杂货店的门前，有一篮苹果和一满架新扫帚放在人行道上。埃尔默·考利停下步来，面对乔治·威拉德站着。

他竭力要想说话，他的手臂上下挥动。他的脸痉挛地牵动。他仿佛快要叫喊起来似的。“唷，你回去吧，”他嚷道，“不要和我待在这里。我没有什么要告诉你。我根本没有话要同你说。”

这困恼的年轻商人，在温士堡居住区的街上彷徨了三个钟头，他由于宣布不了决不古里古怪下去的决心，竟气得两眼发黑。失败之感苦苦地凝结在他的心中，他想哭泣。在整个下午庸人自扰地作了好几个钟头的无益的喋喋之后，在这年轻记者面前塌了台之后，他以为自己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了。

接着，一个新的主意渐露端倪。他开始在四周的黑暗中看到一线光明。他向现在已经很暗的商店走去（考利父子在这店里徒然等待生意已经一年多了），他偷偷地爬进去，在屋子后部火炉旁边的一只圆桶里摸索。圆桶里刨屑下面，放有一只洋铁皮匣子，匣子里藏着考利父子商店的现款。每天晚上，埃比尼泽·考利打了烊上楼睡觉时，总是把匣子放在圆桶里。“人们永远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不惹眼的地方的，”

他跟自己说，心里想着盗贼。

埃尔默从一小卷钞票里拿了二十块钱（两张十块钱的钞票），那笔钱是变卖田产剩下来的，大概有四百元光景。随后他把匣子重新放在刨屑下面，悄悄地走出前门，又在街上行走了。

他自以为可使他的一切不幸结束的那个主意，是很简单的。“我要离开这儿，离家远走高飞，”他告诉他自己。他知道有一班区间货车半夜经过温士堡，清晨开抵克利夫兰。他要偷乘这区间车，到了克利夫兰，他便会湮没在那边的人海里。他可以在商店中谋得工作，和别的工人交朋友。他会逐渐变得象别人一样，不会被人认出。他就可以谈笑。他就不再古怪，就有朋友了。对于他，人生就会有温暖有意义了，就象对别人一样。

这高大笨拙的年轻人，大踏步地走过街道，嘲笑着自己，因为他曾经发怒，曾经有点儿怕乔治·威拉德。他决定在他离开小城之前和这年轻的记者谈一次话。他要告诉他一些事情，也许要向他挑战，通过他向温士堡所有的人挑战。

埃尔默心中燃烧着新的自信力，走到威拉德新旅社的办公处去打门。一个睡眼朦咙的童仆睡在办公处的一只小床上。他有饭无工资，以“夜班职员”的头衔自豪。

当着这童仆的面，埃尔默是勇敢的，坚持的。“你去叫醒他，”他吩咐道。“你叫他到火车站来。我要会见他，我就要搭区间车走了。叫他穿了衣服就来。我时间不多。”

午夜区间车已完成了它在温士堡的工作，铁路工人正在挂车厢，摇晃着灯，准备重新向东行驶。乔治·威拉德擦擦眼睛，又穿上新大衣，满怀好奇心，直奔车站月台来了。“喂，喂，我来了。你要什么？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啊？”他说道。

埃尔默竭力要想解释。他用舌头舔湿他的嘴唇，望望那开始叫啸和开动的火车。

“哪，你瞧，”他开言道，接着便无法控制他的舌头了。“我要被洗净，烫挺了。要被洗净，烫挺，浆硬了，”他不大连贯地咕哝道。

在月台上，在叫啸着的火车旁边，埃尔默·考利愤怒得两脚乱跳。灯光在空中跳跃，在他的眼前摇摇晃晃。他从袋里摸出那两张十块钱的纸币，塞在乔治·威拉德手里。“拿去，”他喊道，“我不要这钱。把这钱给我父亲。我偷他的。”他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转过身来，他的长手臂开始悬空乱抓。他象一个被对方双手抱住了、要想挣脱出来的人似的，大打出手，一拳复一拳地打在乔治·威拉德的胸膛上，颈子上，嘴巴上。年轻记者被那拳头的可怕力量所击倒，半昏迷地在月台上翻滚。埃尔默跳上正在行驶的火车，跑过几节车的车顶，向下跳在一节没有车篷的平板货车上，他俯卧着回头看望，竭力要望见那跌倒在黑暗中的人。他心中涌起自豪感。“我叫他明白了，”他喊道。“我想我叫他明白了。我并不那么古里古怪。我想我叫他明白我不是那么古里古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