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来说，这是一个忙得焦头烂额的日子。这一天有两项收获、两个失望和一大堆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不过这在破案过程中也稀松平常。如同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那样手到擒来的案子，刑警们极少遇到。

他的第一次成功要归功于帕特尔先生。这位烟杂店老板在十一点整来到了警署的接待室，一如既往地渴望提供帮助。

“我想让你看一些照片。”当他们在一个像是电视屏幕的东西前坐下来之后，伯恩斯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刑事档案室的入案照片是夹在一大本或者好几本相册的塑料薄膜里的。伯恩斯仍喜欢这种老式的方法，因为证人可以前后翻动，直到他们作出选择。但这种过程现在已经电子化了，歹徒的面孔都出现在了荧光屏上。

首先出现的是一百张照片，是警方认定的伦敦东北地区的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倒不是说仅限于这一百个，实际上要多得多，但伯恩斯从“多佛尔监狱”所熟悉的那些先开始。维吉·帕特尔先生是刑警们梦寐以求的帮手。

他们凝视着的是一张残忍的面庞，还含有相当的愚蠢和同等的邪恶。身材粗壮，剃着光头，戴着耳环。

“你能肯定吗？以前从没见过他？比如说，以前从没到过你的店里？”

“没有，以前没见过。但他就是鼻梁上挨了一拳的那个人。”

图片说明中显示，该人叫马克·普赖斯，下面还有他的身份证号码。当第七十七张面孔闪现时，帕特尔先生作出了第二次指认。那人长着一张灰黄色的长脸，一头直发垂在两侧的耳后，名叫哈利·科尼什。帕特尔指认这两张面孔时都毫不迟疑，对于其他面孔，他审视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两秒钟。伯恩斯关掉机器。刑事档案室会有那两个人的全套档案。

“当我追踪并抓住这两个人后，要请你来参加列队辨认。”伯恩斯说。店老板点点头。他很愿意。在他离去之后，卢克·斯金纳评论说：“哇，伙计，这样的人真是难得啊。”

在等待刑事档案室的电脑调出普赖斯和科尼什的全套资料期间，杰克·伯恩斯把头探进了刑事侦缉科的警卫室。他要找的那个人俯身在一张写字台上填写表格。

查利·库尔特比伯恩斯年长，但仍然是一名侦缉警长，他已经在“多佛尔监狱”干了十五年。对于当地的歹徒，他了若指掌。

“那两个吗？”他哼了一声，“十足的畜生，杰克。不是本地人，大约是三年前搬来的。犯的都是低智商的小案子。行凶抢劫、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足球流氓，加上一些人身伤害什么的。两人以前都蹲过牢。怎么了？”

“这次是严重的人身伤害，”伯恩斯说，“昨天把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踢成了昏迷。有他们的地址吗？”

“手头上没有，”库尔特说，“最后听说的是，他们合住在公路旁一座抢占来的空房里。”

“不是在青林园里吗？”

“应该不是。那里通常不是他们的地盘。他们一定是偶然经过那里。”

“他们背后有没有帮派？”

“没有。他们都是单干的。只是会一起出没。”

“是同性恋吗？”

“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估计不是。科尼什曾犯过一次猥亵罪，对一个姑娘。但后来让他给逃脱了。女的改变了主意。很可能是受到了普赖斯的恫吓。”

“吸毒吗？”

“这方面不知道。更像是酒鬼。酒吧斗殴是他们的专长。”

这时，库尔特的电话响了，于是伯恩斯就走开了。刑事档案室的资料送过来了，上面记载着那两个人的地址。伯恩斯去见他的上司——艾伦·帕菲特警司，让他批准自己的请求。下午两点钟，地方法官对那处列名的房产签发了搜查令。两位有持枪证的警官从枪械室里领取了随身武器，加上伯恩斯、斯金纳与其他六名警官——其中一名扛着一把砸门用的冲击锤，组成了一个十人搜查小组。

突击搜查安排在下午三点。那座房子既陈旧又破败，一旦某个房地产商获得了该地块的开发权，肯定会把它拆掉。在过渡时期，门窗封上了板条，水电和煤气也已经被切断。

油漆斑驳的房门在轻推之后没能推开，于是警官用冲击锤把门锁撞落，一行人跑上楼梯。两个歹徒各自住在楼上肮脏、简陋的房间里。两个人都不在家。两位武装警官把手枪收进枪套。搜查开始了。

搜查小组在寻找一切可疑物品。钱包及其原先的内容、衣物、靴子……他们可不客气。如果说他们到达时这里还算一处花哨俗气的抢占住房，那么当他们离开时，它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温馨的家了。但他们只获得了一份战利品。那是团起来塞在旧沙发后面的一件污秽的T恤衫，前襟沾有血渍。它被装进塑料袋，并做上了标记。所有其他衣物也被同样处理了。如果取证科的人员能在这些衣物上找到肯定是从受害人衣物上掉下来的织物纤维，那就能证明这两个歹徒当时确实在现场，而且曾与跛脚男子有过肢体接触。

当搜查员们在屋内寻找物证时，伯恩斯和斯金纳来到了街上。邻居们大都见过那两个歹徒，谁也没说他们的好话，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在半夜三更酒醉后吵吵嚷嚷地回家，况且，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八月的一个中午会在什么地方。

回到警署后，杰克·伯恩斯开始打电话。他要求全面搜寻这两个不见了的人。他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咨询皇家伦敦医院的急救外科医师卡尔·贝特曼大夫，然后分别致电了另三家医院的急救室。圣安妮路医院的一位初级医师为他带来了好消息。

“明白了。”伯恩斯搁下电话时喊了一声。一位优秀的侦探具有猎人的直觉，证据正慢慢拼凑到一起的良好感觉引起了肾上腺素的飙升。他转向斯金纳警长。

“去圣安妮路。找急救科的梅尔罗斯医生做一份详细的笔录，再让她签个字。带一张马克·普赖斯的照片去作辨认。把昨天整个下午的急救医疗记录本复印下来。然后把所有这一切带回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斯金纳问，他注意到了伯恩斯说话的语气。

“与普赖斯描述相符的一个破了鼻子的男人，昨天去了那里。梅尔罗斯医生发现他的鼻子伤了两处。在我们找到他时，那只鼻子已经被重新矫正过并扎上了厚实的绷带。而梅尔罗斯会作出确凿的指认。”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你猜猜。刚好五点，昨天下午。”

“天堂路袭击事件之后三个小时。这案子我们快要得到结果了。”

“是的，小伙子，应该是的。快去那里吧。”

斯金纳离开后，伯恩斯接到了警方搜查顾问团队的警长打来的电话。消息令人失望。前一天太阳下山前，他们手脚并用爬遍了犯罪现场的每一寸土地，对那里作了彻底的检查。他们已经爬进了每一个角落和裂口，检查了每一条胡同和小巷，采集了每一块污秽的草皮和滑溜的排水沟。他们已经搬移并倒空了能够找到的仅有的五只公用垃圾桶。

他们找到了一些使用过的安全套、肮脏的注射器和油腻的食品包装袋等这种地方典型的生活垃圾。但他们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找到钱包。

科尼什肯定是把那只偷来的钱包塞进了自己的口袋，等到有空时再去检查里面的钱物。现金他会拿走并花掉，其他物品则扔在某个地方，但不会是青林园小区里。而且他居住在半英里之外。那是很大一片地方，会有太多垃圾箱、太多条巷子、太多废铁桶。钱包可能在任何地方，但也有可能——要是幸运的话——仍留在他的口袋里。他和普赖斯可不是参加《智多星》的料。

至于普赖斯，他用T恤衫捂住流血的鼻子，以防鼻血落在人行道上，直到离开这个小区。不管怎么样，一位优秀的目击证人，以及袭击之后三个小时在圣安妮路医院治疗鼻子创伤的证据，对于一天的侦查工作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他的下一个电话是贝特曼大夫打来的。消息也有点让人失望，但还不是灾难性的。他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则令人鼓舞。那是库尔特警长打来的，他对该地区比其他人都熟悉。库尔特在电话里告诉他，科尼什和普赖斯正在达尔斯顿打桌球。

伯恩斯下楼梯时，卢克·斯金纳刚好步入前厅。他从圣安妮路医院的梅尔罗斯医生那里获得了一份完整的证词，还有身份证明和医疗记录的复印件，普赖斯是用真名挂号就医的。伯恩斯让斯金纳锁上这些物证，然后与他一起坐车出发。

当警察抵达时，那两个歹徒仍在玩桌球。伯恩斯尽量长话短说，公事公办。他有一辆警用面包车和六名穿着制服的警察作为后援，现在他们把守着所有的门窗。打桌球的其他人只是用幸灾乐祸的神色注视着。

普赖斯用他那双猪眼睛狠狠盯着伯恩斯，他的鼻梁上裹着一大块石膏。

“马克·普赖斯，昨天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你涉嫌参与了在埃德蒙顿对一名不明身份的成年男子的恶性人身伤害。我现在逮捕你。你可以保持沉默，但如果你拒不回答以后你要在法庭上据以陈述的问题，那么对你的辩护是非常不利的。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普赖斯慌乱地看了被视为主脑的科尼什一眼。科尼什轻轻地摇了摇头。

“滚开，该死的。”普赖斯说。他被转过身来，扣上手铐后押解出去。过了一会儿，科尼什也跟着出来了。两个人都被带上了警方的面包车，与六名警官坐在一起，随这支小小的车队回到了“多佛尔监狱”。

手续，总是需要办理手续。在返程的车上，伯恩斯请部队医疗警官立即赶到警署。他不想在以后受到投诉，指责警方粗暴地对待疑犯的鼻子。而且他还需要一份血液样本，以便与T恤衫上的血迹进行比对。如果T恤衫上沾有受害人的血迹，那将是有力的证据。

在他等待昏迷病人的血样送来的时候，他就右手拳头询问了贝特曼大夫，得到了令他失望的答复，陷入了沉思。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逮捕是在下午七点十五分，这给了他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此后，要么他的上司能再给他十二个小时，要么地方法官让他延长二十四个小时。

作为一名实施拘捕的警官，他必须再写一份报告，签好名，附上连署人的姓名。他需要医疗警官的证词，以证明那两个人的身体状况都适合接受审问。他还需要他们所有衣物和口袋里的物品，以及他们的血样。

卢克·斯金纳一直像老鹰一般盯着那两个人的举动，确保自他们从桌球房被带出后押上警车起，没从口袋里往外扔过东西。但没人能阻止科尼什向警方提出现在就想要一位律师的请求。在此之前，他一句话也没说过。其实，这个要求他不是说给警察，而是说给他的同谋听的。普赖斯清楚地听明白了这话的意思。

办理手续花了一个小时。黄昏开始降临。医疗警官离开了，他留下了证词，即这两个人都适合受审，还有关于拘留时普赖斯鼻子的状况。

两个歹徒被分开囚禁起来，都穿上了纸质的连体囚服。两人都喝了茶，之后还会有食堂做的英式早餐。照规定来，一切都照着规定来。

伯恩斯把目光转向了普赖斯。

“我想简单了解一下案情。”普赖斯说，“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科尼什也同样。他只是微笑着坚持要律师来。

当班的律师是卢·斯莱德先生。他的晚饭被耽搁了，但他坚持说要在上床就寝前会见他的当事人。临近九点时，他抵达了多佛尔街，见到了两个当事人，并在会见室里与他们二人待了半个小时。

当他出来时，他对伯恩斯说：“如果你愿意，那么你可以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审问他们了，侦缉督察。但我不得不说，我的当事人不会招供。他们否认这项指控。他们说，事件发生时他们不在那里。”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处理过类似的案子。他已经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并且一个字也不相信，但这是他的工作。

“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伯恩斯说，“但这个案子很清楚，而且证据确凿。如果他们承认，我也许会相信受害人是在倒向人行道时把脑袋跌伤了。根据他们的前科记录……也许要在‘维尔’待上两年吧。”彭顿维尔监狱在当地被称为“维尔”。

私下里，伯恩斯知道那位伤者的身上多处被踢伤，而且斯莱德也意识到他知道了。

“该死的家伙，伯恩斯先生。我也不相信他们的鬼话。他们想否认。根据规定，我需要你所得到的一切证据。”

“会及时给你的，斯莱德先生。我也需要及时得到不在场证明。你跟我一样清楚那些规定。”

“你能把他们拘押多长时间？”斯莱德问。

“到明天晚上七点十五分。从我的上司那里得到额外的十二小时还不够，明天我肯定还要从地方法官那里申请延续拘押，晚上最后的听证会大约是下午五点左右。”

“我不会反对。”斯莱德说。他知道不应该浪费时间。这是两个歹徒，已经把人打得半死。地方法官毫无疑问会同意延长拘押。“至于审问，我想你们是坚持要进行的，但根据我的意见，他们是什么也不会吐露的。”

“恐怕是这样。”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回家去吧。明天上午九点钟怎么样？”

这样约定之后，斯莱德回家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在拘留所里过夜。伯恩斯还有最后一通电话要打。他接通了皇家伦敦医院，找重症监护室的值班护士。那个伤者也许，只是也许，已经苏醒过来了。

那天晚上，保罗·威利斯大夫也工作得很晚。他为一位年轻的摩托车手动了手术，那人从阿奇韦山冲下来时似乎想打破陆上速度记录。这位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心里明白，摩托车手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在值班护士放下听筒后，他接听了伯恩斯的电话。

二十四小时的麻醉药效已经过去了。既然药效过去了，他希望能见到苏醒的迹象。在回家之前，他再次去查看了那个跛子伤者。

没有变化。监视器显示了有规律的心跳，但血压还是太高，这是大脑损伤的一种迹象。根据格氏指数，伤者仍在三比十五上下波动，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再观察三十六小时，”他告诉值班护士，“我原先指望到周末能够脱离危险期，我星期六上午再来。如果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我就不来了。情况好转时，你留个信息让我知道，留在这里也行，留到我家里也行。如果到星期六上午九点仍没有变化，我就需要重新扫描拍片。请为我做好预约。”

第二天就这么过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吃饱喝足后，在“多佛尔街监狱”的拘留室里发出了如雷般的鼾声。受害人仰卧在有暗淡的蓝色灯光照明下的病房里，他的身上连着三台监视仪器，他的思绪则漂到了遥远的地方。

威利斯先生暂时抛开他脑中的病人，在他那位于圣约翰林地的优雅住宅里，开始观看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一部意大利式西部片。卢克·斯金纳警长及时赶上了与汉普斯特德学校戏剧系的一名漂亮学生的约会，他们是一个月前在戏院酒吧里遇见的，当时他们都去听了一场贝多芬音乐会。这种（听贝多芬的，不是和姑娘约会的）情调是他在“多佛尔监狱”的食堂里断然不会提及的。

杰克·伯恩斯督察回到了他卡姆登镇的家里，给吐司配上了一些烤豆子作为晚餐。家里空荡荡的，他希望妻子珍妮和儿子们能从他的家乡德文郡萨尔科比度假归来。他曾指望能及时赶过去与他们一起度假。八月份，他想，讨厌的八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