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达西大厦英国当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品部门主管艾伦·利—特拉弗斯，收到了一封显然出自一位十四岁男孩之手的措辞礼貌的信件。男孩解释说，他正在为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而研究美术，对拉斐尔前派尤其感兴趣。他请教哪里在公开展示罗塞蒂、米莱和亨特的杰作。

艾伦·利—特拉弗斯是一位讲究礼节的人，他当即口述了一封回信，完整地答复了年轻人的疑问。当信件打印出来后，他签上自己的名字：你诚挚的，艾伦·利—特拉弗斯。

伦敦市内研究、识别和鉴定美术作品最负盛名的学术机构，毫无疑问是科尔伯特学院。在它的地下室深处，有一个科学实验室，那里安放着一排排强大的研究用技术仪器。那里的首席科学家是斯蒂芬·卡彭特教授。他也收到了一封信，好像是一位正在准备论文的女研究生写来的。

写信人解释说，她选定的题材是二十世纪艺术品欺诈阴谋，以及科学如何发挥其在揭露骗子时的积极作用。

到七月七日那天，本尼·伊文思已经有了两份真实的手写签名样本。

苏茜·戴知道，她的老板在坐牢之前，曾是全国有名的技术高超的电脑黑客，出狱后改邪归正、创办公司，开发防止非法侵入客户电脑的保安系统。

一天吃午饭时，苏茜问他，在他落难蹲监狱期间，是否遇到过另外一种类型的诈骗犯。他爱莫能助地耸耸肩，装作根本不知道，可是，他有着淘气的幽默感和惊人的记忆力。

三天后在办公室里，苏茜·戴发现她的电脑键盘上贴了张纸条。纸上只写着“画家彼得”，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其他一个字也没有。

七月十日，特鲁平顿·戈尔进入达西大厦的后门，也就是从装卸货物的后院进去的那扇门。这是一扇自动关闭的门，由装在外面的一块电子键盘控制，不过本尼仍记得开门的那组密码。他以前常从那里进进出出，为的是抄近路去一家价格便宜的咖啡馆吃午饭。

这位演员身穿一件胸袋上有达西标志的浅棕色防尘罩衣，与其他所有搬运工极为相像，而且他还带着一幅油画。这时候是午饭时间。

在说了若干次对不起后，特鲁比花了十分钟找到一间没有人的办公室。他走进去返身锁上门后，直接翻找写字台抽屉。当他原路返回时，还带走了两张印有信头的信纸和两只印有商标的信封。

四天以后，他以一名游客的身份去参观科尔伯特学院，记下了那里的工作人员穿的防尘罩衣，之后他又以科尔伯特的搬运工面目出现，做了同样的事情。根本没有人曾回头打量过他。

七月底时，画家彼得只索要了一百英镑，就为他们写了两封精美的信件和一份实验室报告。

在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本尼一直在查找他多年前听说过的一个人，一个令艺术界闻之色变的人。使他大为欣慰的是，那个老人仍活着，在戈尔德斯格林过着贫困的生活。在艺术品欺诈的编年史上，科利·伯恩赛德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

多年前，他以一个具有天赋的年轻艺术家的身份，挤进了波西米亚战后社交圈——缪丽尔·贝尔彻开办的殖民地俱乐部，以及在皇后大道的艺术家聚会处和贝斯沃特画室。

他认识了俱乐部里的那些年轻人：弗洛伊德、培根、斯宾塞，甚至还有小男孩霍克尼。后来他们都成名成家了，但他没有。不过，他发现自己具有一种被忌讳的才能。他不能创作出人们愿意掏钱购买的他自己的作品，却能够仿制出别人的作品。

他研究了几个世纪之前的作画技术、颜料的化学成分、蛋彩画中蛋黄的作用以及茶水和葡萄酒可使画作变得经世般陈旧的技巧。不幸的是，他虽然放弃了喝茶，却开始嗜酒。

在那个时代，他把从委罗内塞到范戴克的一百多幅帆布油画和木板油画，推销给了那些既贪心又容易上当的人。甚至在他被捉住之前，人们都认为，他在午饭之前就可以为你迅速赶出一幅相当漂亮的马蒂斯画作。

午饭之后就有问题了，原因出在他口中的“小朋友”身上。科利爱上了这种液体红宝石，而且通常是产自法国波尔多山坡上的那种。因为试图把午饭后所画的作品推销给他人，他捅了娄子。

又羞又恼的艺术界坚持要将他绳之以法，于是把他送进了铁窗后面的一座灰色大楼里。在那里，他成了深受狱警和囚犯们喜爱的大叔。

艺术界的人们花了好多年时间才搞清楚，他们墙上挂着的画作，有多少幅是伯恩赛德仿制的。他自己在全盘招供之后，得到了减刑处理。出狱后，他渐渐被人们忘却，靠为游客画速写过着清贫的日子。

本尼带着特鲁比去见这位老人，因为他认为他们可以合作，而结果也确实如此。二人同是被艺术界拒之门外的天才。科利·伯恩赛德倾听着，高兴地品味着本尼带来的法国上梅多克葡萄酒，这比他平常喝的从乐购买来的廉价智利梅洛葡萄酒要好得多。

“太邪恶了，孩子，邪恶透顶了。”在本尼讲完事情原委，特鲁比证实自己损失了两百万英镑之后，伯恩赛德喷着唾沫星子说，“他们还说我是骗子，可我根本没法和他们相提并论。但是过去的那种事情，我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年纪太大，不中用了。”

“会有报酬的。”特鲁比说。

“报酬？”

“百分之五。”本尼说。

“什么东西的百分之五？”

本尼俯身向前，在他耳边一阵低语。科利·伯恩赛德那双湿乎乎的眼睛发亮了。他仿佛看见了在火光下闪耀着深红色光芒的拉菲红酒。

“为那种报酬，孩子，我可以为你制作一幅杰作。不，不是一幅，而是两幅。科利的最后一击。先生们，让他们见鬼去吧。”

有些绘制在旧木板上的画，虽然极为古老，但因为损毁严重，原先的颜料几乎消褪殆尽，因此不怎么值钱。只有那旧木板尚有一些价值。本尼在造访了上百家声称出售古董但实际上只卖旧破烂的古玩店之后，买来了这样一幅破烂画。

在一家类似的商场里，他用十英镑买到了一幅非常丑陋的维多利亚时期油画。画中有两只死鹧鸪挂在一只钩子上，还有一把双管霰弹枪倚在墙边。画的名字是《猎袋》。科利·伯恩赛德用不着费多大劲就可临摹出来，但他必须努力使自己表现得如同原作那样缺乏灵气。

七月的最后一天，一个留姜黄色胡子、口音浓重的苏格兰人，走进了位于萨福克县圣埃德蒙兹伯里的达西大厦分部。这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但分管东英吉利亚的三个郡。

“姑娘，”他对坐在柜台后面的一位女士说，“我带来了一幅价值非凡的作品。是我的祖父在一百年前创作的。”

他自豪地向她展示了那幅《猎袋》。姑娘不是专家，但她也认为那鹧鸪看上去像是被车撞过了。

“你想对它估价吗，先生？”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

伯利的办公室没有估价所需的设备，只能送到伦敦去评估，不过她接下了这幅画并记录了卖主的详细情况。卖主哈米什·麦克菲声称住在萨德伯里。这一点，她没有理由去怀疑。实际上，这地址属于一个小小的报亭，但经营者同意让麦克菲先生作为通信地址暂时使用并代为保管往来信件，为此他每月能获得十英镑外快。这幅拙劣的维多利亚时期油画由下一班货车运往了伦敦。

在离开达西分部的办公室之前，麦克菲先生注意到，他祖父的真迹已被标上储存标记：“F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