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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2月17日，我从睡梦中睁开眼睛，听到了一连串的声音：首先，床铺另一侧的电话响了起来，把我们在凌晨五点零四分吵醒，无疑是发生了什么灾难；然后，我听到瓢泼大雨敲打在我们维多利亚式老房子的屋顶上，雨水正悄悄地从各处灌进地下室；最后，是休的下嘴唇发出的小小噗噗声，声音间隔绝对准确，宛如一架节拍器。二十年的噗噗声。即使在他醒着的时候，我也能够听到这种声音，晚饭之后，当他坐在高背皮椅上，阅读那些从地上高高摞起的精神病学刊物时。这声音似乎已经成为我整个生命的节拍律。

电话铃又响起来了。我躺在那儿，等着休把话筒拿起来，我肯定那是他的某个病人，大概是那位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昨天晚上打电话来，确信自己被中央情报局围困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一栋联邦政府大楼里。第三声铃响，休伸手摸索话筒。“是，喂。”他说道，他的声音粗糙，夹杂着睡意。我翻过身背对着他，望着房间另一端湿漉漉的窗户上透进来的熹微晨光，想起今天是圣灰星期三，心中不禁涌起了一阵负疚的感觉。我的父亲是在我九岁那年的圣灰星期三去世的，他去世的方式令人费解，除了我之外，人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起码部分是我的过错。他们说，船上起了火，油箱爆炸了。几个星期之后，船的残骸被冲到了岸上，其中包括一块上面印着“杰茜海号”的船尾板。他将船以我的名字命名，不是我的哥哥迈克，甚至也不是他深爱的我的母亲，而是我——杰茜。我闭上眼睛，看到了浓烟滚滚的火焰和咆哮着的橘黄色光芒。查尔斯顿市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这次爆炸很可疑，有过某种调查，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些情况都是我和迈克偷偷从母亲梳妆台的抽屉里的剪报上了解到的。母亲的梳妆台抽屉是一个奇怪而秘密的地方，里面装满了破裂的玫瑰念珠、丢弃的圣徒牌和圣卡以及一尊左臂残缺的小耶稣雕像。母亲没有想到我们敢去碰那些破烂的圣品。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会涉足那个可怕的圣地，痴迷地阅读那篇文章，尤其是那一行字：“警方推测，他烟斗中飞出的火星导致油管漏油处起火。”烟斗是我送给他的父亲节礼物。在此之前，他甚至从来没有抽过烟。每当我想起父亲，我就会想到“可疑”这个词，想到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就在世界各地的人们——我、迈克和母亲——在教堂里把圣灰抹在额头上的时候，我的父亲却化成了灰烬。然而，这不过是命运众多嘲弄中的一部分罢了。“是的，我当然记得你。”我听到休朝话筒里说，我的思绪被猛地拉回到电话上，拉回到这个朦胧的早晨。他说：“是的，我们很好。你那里怎么样？”这听起来不像是病人。也不是我们的女儿迪伊，这一点我能肯定。从他讲话的正式口气中我可以听得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休的某位同事，或者医院里的某位实习医生。他们有时会打电话来请教病例，但是，通常不会在早上五点钟。我从被单下面溜下床，赤脚走过房间来到窗前，我想看看大雨有多大，会不会又灌进地下室，把热水炉上的指示灯冲坏。我望着窗外冰冷瓢泼的大雨、淡蓝色的雾气和已经涨满了水的街道，打了个寒颤，希望我们的房子更容易暖和起来。当我们购买这栋又大又不实际的房子时，我几乎把休给逼疯了。尽管我们在这房子里已经住了七年，我仍然拒绝批评它。我喜欢那十六英尺高的天花板和镶有彩绘玻璃的楣窗。还有那个塔楼——天哪，我太喜欢那个塔楼了。多少房子有这样的塔楼呢？你必须爬上塔楼中一段旋转楼梯，才能到达我的艺术室。我的艺术室是用三楼阁楼改造出来的，有一面陡斜的天棚和一扇天窗——非常僻静和迷人，被迪伊誉为“长发姑娘的塔楼”。她总是拿它来调侃我。“嘿，妈，你什么时候会把自己的长辫子放下来呀？”那是迪伊顽皮的时候，迪伊就是那个样子，但是，她的意思我们俩都明白——我已经变得太封闭自守了。太传统了。去年圣诞节，当迪伊在家的时候，我在冰箱上用磁铁贴上了一幅盖瑞?拉尔森的漫画，宣告自己是“世上最伟大的母亲”。漫画中，两头奶牛站在田园诗般的牧场上。一头奶牛对另一头奶牛说：“我不管别人说什么，反正我不满足。”我是想开一个小玩笑，逗逗迪伊。我仍然记得，休看过之后大笑起来。休一整天把人当作罗夏墨迹测验来解读，他竟然没有看出任何门道来。倒是迪伊在漫画前伫立良久，然后，她朝我怪怪地望了一眼。她压根儿没有笑。

说实话，我一直感到烦躁不安。那是从秋天开始的——一种时光流逝、被耽搁和禁锢的感觉，我甚至连艺术室都不想上去。这感觉会像沉在海底的货柜一样突然浮起来——牧场上的奶牛出人意料的不满足。不停地咀嚼同样的刍草。随着冬天的降临，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了。当我看到一位邻居在房前的人行道上跑步，我就想象他正在为攀登乞力马扎罗山进行训练；或者，我读书会里的一位朋友，逐个细节地讲述她身上系着橡皮带，从澳大利亚的一座桥梁上跳下去的经历；再不然——这是最糟糕的情形了——一个电视节目播放某位无畏的妇女，独自遨游希腊的湛蓝海域。在所有这一切下面，似乎都流动着一条粼波闪烁的小河，像是血水/体液/酒浆，像是生命活力，无论那是什么，都令我心驰神往。这使我感觉到，自己被剥夺了广阔无垠的世界，被剥夺了人们在生活中所做的非凡壮举——虽然我并不想做任何同样具体的事情。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我心中的渴望却是实实在在的。那天早晨，当我站在窗前，我再一次感到了那种渴望，它迅速而悄然地在我心里滋生出来，我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休似乎觉得，我的小小情绪低落，或者，无论我经历的是什么，都是因为迪伊离家上学的缘故，老一套的空巢期之类的东西。去年秋天，在我和休帮助迪伊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匆忙地赶回家，以便休参加一项整个夏天他都为之努力训练的网球比赛“维沃里?哈里斯癌症研究筹款年赛”。

三个月以来，他一直待在佐治亚州的酷暑中，手上握着漂亮的王子牌碳纤维网球拍，一周训练两次。结果，我从纳什维尔市一路哭回家。我脑子里一直想象着，当我们开车离开的时候，迪伊站在宿舍门口挥手向我们道别的样子。她用手触了触自己的眼睛、胸脯，然后指一指我们——这是她从小时候开始做的一个动作。眼睛。心。你。我承受不住了。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尽管我一再反对，休还是给他的双打伙伴斯科特打了电话，让他替自己参加比赛。休待在家里，跟我一起看了一部电影。《军官与绅士》。他竭力装作喜欢这部片子。那天我在汽车里感到的那种深刻的悲哀，持续了两个星期，最后终于过去了。我确实想念迪伊——我当然想——但是，我相信那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休最近一直催我去看伊尔克医生，她是同他一起工作的一位精神病医生。我拒绝了，理由是她的诊室里有一只鹦鹉。我知道这会让休恼火。这当然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一点儿都不反对人们养鹦鹉，除了他们把鹦鹉圈在小笼子里这一点。我只是把这当作一个借口，让他明白我并没有把他的建议当真。我如此违拗他的意愿，实为罕见。“她养鹦鹉，那又怎么样？”他说，“你会喜欢她的。”我大概会吧，但是，我无法让自己走那么远——在童年的字母汤里荡起小舟，舀起一个个字母，将它们重新组合，希望排列出一些精辟的句子，以便对当今事物的发展做出解释。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我偶尔在脑子里幻想看伊尔克医生的情形。我会告诉她关于我父亲的事情，她一边哼着一边在她的小本子上做记录——那似乎是她做的唯一的事情。我想象她的鸟是一只洁白耀眼的白鹦鹉，栖息在她的椅背上，大声聒噪各种谬论，并且，像希腊悲剧里的歌队一样，不断地重复一句话：你很自责，你很自责，你很自责。“不久前——我不知道受到了什么力量的支配——我将这些同伊尔克医生见面的虚构场景都告诉了休，甚至包括鹦鹉。休笑了。”也许，你只要去看那只鹦鹉就行了。“他说，”你的伊尔克医生听起来像一个白痴。“此时此刻，休在房间的对面，一边听着电话里的人讲话，一边嘟囔着”嗯……嗯……“他脸上的肌肉缩成了一团，迪伊称之为”大皱眉“。你几乎可以透过那眉头紧锁、严肃认真、全神贯注听人讲话的神情，看到他大脑里各种各样上下摆动的活塞——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霍尔奈、温尼科特。风刮在房顶上，我听到房子又开始唱歌了——总是如此——那歌剧般的声音仿佛贝弗利山庄的”尖叫“，我们喜欢这样说。还有关不上的门，突然拒绝冲水的古老马桶（”马桶又便秘了！“迪伊会喊起来），而且，我还要不断地提高警惕，防止休把那些居住在他书房壁炉里的飞鼠赶出去。他喜欢开玩笑说，如果我们有一天离婚的话，一定是因为那些飞鼠。但是，我热爱这一切，真心地热爱。我只是讨厌地下室进水和冬天房子里的穿堂风。现在，由于迪伊进入了范德比尔特大学上一年级，家里空荡荡的——我讨厌这一点。

休驼着背坐在床沿上，两只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头两节脊椎骨从睡衣下面凸出来。他说：“你知道这情况很严重，对吗？她需要看医生——我是说，一个真正的精神病医生。”休似乎正在用高人一等的口气讲话，他平常不这样的，但是，我这时已经肯定打电话的是医院里的某位实习医生了。我透过窗口望出去，整个住宅区好像都被雨水淹没了，那些房屋——其中一些宛如方舟般巨大——似乎有可能脱开地基，顺着街道漂走。我不愿意去想自己要在这样糟糕的天气里出门，但是，我肯定会出去。我会驾车去桃树街的圣心马利亚教堂，在额头上抹上圣灰。迪伊小的时候，把教堂误叫做“悚心马利亚教堂”。我们俩现在有时还这样称呼它，我忽然想到这名字多么贴切。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马利亚尚在人间，就像许多人相信的那样，其中包括我那孜孜不倦地信奉天主教的母亲，她或许真的会感到心惊肉跳。她身居一座不可思议的高台上——完美的母亲、贤惠的妻子、完美母性的楷模。她可能正站在上面朝下张望，希望找到一架梯子、一部降落伞，或者任何能够帮助她下来的东西。父亲去世之后，我每年圣灰星期三都去教堂，没错过一次——一次都没有。当迪伊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带着她去，用厚厚的毛毯把她裹得像一个印第安人的婴孩，另外装备上橡皮奶嘴和一瓶瓶挤出来的母乳。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锲而不舍——年复一年地去“悚心马利亚教堂”。牧师沉闷单调的祷词：“记住，你本是尘土，仍将归于尘土。”额头上抹一抹圣灰。我只知道，我用这种方式让我的父亲一直活在我的心里。这会儿，休站了起来。他说：“你想让我告诉她吗？”他望了我一眼，我感到一阵恐惧袭来。在我的想象中，一道白色浪头从街道上涌过来，扫过拐角上年迈的宛迪佛太太紧挨着车道建造的那个凉亭。那浪头，不是海啸般排山倒海的巨浪，而是山坡上熠熠发光的泥石流，朝我扑过来，将所有荒唐的凉亭、信箱、犬舍、电线杆和杜鹃花丛都一扫而光。一次彻底的、毁灭性的大扫荡。“你的电话，”休说道，我站着没动，他叫我的名字，“杰茜，电话。是找你的。”他伸出手把话筒递给我，他坐在床上，一头浓发在脑后像小孩子的一样乱翘着，他的神情严肃不安。窗户上雨水淋淋，无数银亮的细雨点落在屋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