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克利夫所料，只要他还待在伦敦，待在他的工作室里，他要的旋律就怎么都捕捉不到。每天他都努力创作，写几个音乐小品，进行大胆的尝试，可是除了对他自己作品或明目张胆或巧妙隐藏的模仿之外，他什么都写不出来。没有一个音符是以其特有的风格自由迸发出来的，带着其特有的舍我其谁的权威，带来那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特质，那才是原创性得以保障的表现。每天，在放弃了努力之后，他都投身一些简单、单调的工作任务，像是充实管弦乐编曲、重写草稿中乱糟糟的部分，精心构思标志着慢乐章开始的小调和弦的滑动解决。他有三个约会均匀地分散在八天之内，使他未能及早抽身前往湖区：数月前他就答应要参加一个筹款晚宴；出于帮一个在电台工作的侄子的忙，他已经同意讲个五分钟的话；他还自愿接受了劝说，同意为当地一个学校的作曲奖项担任评审。最后，他还被迫又耽搁了一天，就因为弗农要求跟他见面。

在这段时间，克利夫不工作的时候就研究地图，往徒步旅行靴上涂液体蜡，检查他的工具——在冬季计划一次山间徒步旅行时这些都至关重要。他若是真想借用自由的艺术精神这一执照干脆爽约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他厌恶这样的傲慢举止。他有那么几位朋友，很会在适当的时机打打天才牌，拒不在这个或是那个场合露面，他们是相信不论这在局部会引起多大的不满，都只会增加人们对他们所从事的高贵事业那令人肃然起敬的性质的尊崇。这些类型的人——小说家显然是其中最糟糕的一类——总能使他们的朋友和家人相信，非但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就连他们打盹儿闲逛，每次沉默不语，每次沮丧或醉酒都是出于崇高的意图而不得不为之，大家都得小心担待才是。而在克利夫看来，这不过都是庸才的遮羞布。他毫不怀疑他所从事的职业高人一等，可是恶劣的行径却并非其高人一等的一部分。也许每个世纪里都会生出那么一两个例外：贝多芬，确属例外；可迪兰·托马斯，绝对不是。

他的工作陷入僵局的事儿他谁都没告诉。相反，他说他要外出徒步旅行个几天。事实上，他也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当真卡了壳。有时候工作确实难做，那你就得根据经验去做不论什么最有效率的事儿。所以他就暂留伦敦，赴了宴，讲了话，评了奖，而且有生以来头一次跟弗农闹出了重大分歧。一直拖到三月份的第一天，他才抵达尤斯顿火车站，在一列开往彭里斯的火车上找到了一个空着的头等包间。

他很享受长途火车旅行给思考带来的抚慰性的节奏——这正是他跟弗农发生冲突之后所需要的。但在包间里安顿下来却并不像通常那么容易。走过站台的时候，他心情抑郁，已经觉得步幅有些不对称，就仿佛一条腿比另一条长出了一块。他一找到座位就脱下鞋来查看，结果发现有一团乌黑的口香糖已经被踩平了，深深嵌入他鞋底上那些锯齿形的纹路当中。他厌恶地噘起了上唇，直到列车都缓缓启动了，他仍旧在用小刀奋力地挑着、割着、刮着。在那层污秽的铜绿色底下，口香糖仍略呈粉色，就像肉一样，而且薄荷的味道虽微弱却非常分明。多恐怖啊，竟然跟某个陌生人嘴巴里嚼过的东西有如此切近的接触。那些家伙竟然站在当地，这么嚼着嚼着就任由这玩意儿从他们的嘴巴里面掉出来，真乃粗鄙之极！他洗净手回到包间以后，颇花了几分钟时间绝望地找他阅读戴的眼镜，后来才发现就放在他身旁的座位上，然后他又意识到他忘了带支笔了。当他终于把他的注意力引导到窗外的景色之后，一种熟悉的厌世感已经占据了他的身心，他在车窗外晃过去的那些人造景观中所看到的，无一不是丑陋不堪而且毫无意义的人类行为。

在他那个伦敦西区的角落里，身处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日常事务当中，克利夫很自然地会认为，所谓人类文明就是所有人文艺术的总合，再佐以设计、美食、佳酿等等不一而足。可是现在看来，人类文明实际上却是这副模样——方圆数英里范围内粗劣的现代住宅，其主要的目的仿佛不过是为了支撑屋顶上的电视天线和碟形卫星天线；各家工厂生产出毫无价值的垃圾，然后在电视上大做广告，再用那些数之不尽、阴森凄凉的大卡车排成长队运送出去；至于其他的地方，也无非到处是公路以及往来车流的暴政。看起来活像是闹哄哄晚宴之后的宿醉。谁也不会希望文明就是这副德性，可也没征求过任何人的意见。没人故意将它设计成这样，也没人希望它成为这样，可是大多数人却又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眼看着它就这么一英里一英里地延伸下去，又有谁能猜想到世间竟然还存在过善行和想象，存在过普赛尔和布里顿，存在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呢？等列车加速行驶，他们摇晃着离伦敦越来越远以后，偶尔，乡村景色也会出现，随之也就开始出现了美，或者说对美的回忆，可是不过几秒钟以后，它又消失在一条经人工取直后已变成水泥水渠的河流当中，要么就是突然出现的一片开垦后又抛荒了的荒地，周遭既没有树篱又没有树木；还有就是公路，新修的无数条公路毫无羞耻、无穷无尽地四处延伸、探索着，就仿佛人类关心的就唯有抵达另外一个地方。跟地球上其他任何一种生物的福祉观念相比，人类的计划非但是个彻底的失败，而且它从一开始就已经大错特错了。

如果要归咎于某个人的话，那就是弗农。克利夫过去也经常在这条铁路线上旅行，却从没觉得沿途的风景如此荒凉不堪。他不能把账算在一块口香糖或是一支错放了地方的钢笔头上。他们头一天晚上的争执仍旧回想在耳边，而且他还担心这场争执的回响会一直追随他进入群山，彻底毁了他的宁静。挥之不去的还不仅仅是刺耳的争吵，他对他这位朋友的所作所为也越来越感到沮丧，而且他越来越意识到他从来就没有真正了解过弗农的为人。他从车窗边转过身来。你就想想吧，不过一个星期前他还向他这位朋友提出了一个最不寻常、最为推心置腹的要求。真是大错而特错，尤其是他左手上的那种感觉已经烟消云散了。那不过是由莫莉的葬礼带来的一种愚蠢的焦虑感。是那种偶尔会突然间生出的对死亡的恐惧。可是那天夜里，他竟然将自己纵容到如此脆弱的地步。就算是弗农也向他提出同样的请求，也没有让他感觉有丝毫的自我安慰；弗农为此付出的不过是草草写就的一张通过门缝塞进来的纸条。也许这就是在他们之间的友谊当中存在的……某种典型的不平衡，其实这种不平衡一直都在，克利夫在内心深处也早就有所察觉，只不过总是把它推到一边不肯正视而已，他不喜欢自己产生这类卑鄙的想法，直到现在。没错，如果他肯于正视的话，正是因为他们的友谊当中本来就存在着某种不平衡，昨晚的冲突也就不那么让他倍感意外了。

比如说，多年以前弗农曾经在他那儿住了一年，可连提都没提要付他房租。而且，总体来说，不管就任何意义而言，这些年来提供背景音乐的不正是他克利夫，而非弗农吗？红酒、美食、大宅、音乐家以及其他有趣的伙伴全都由他供给，又是他起意将弗农带到苏格兰、希腊北部的群山和长岛的海岸，跟他一起在租屋里跟活泼可爱的朋友相伴作乐。弗农何曾主动提议、安排过任何富有魅力的娱乐？他克利夫最近一次在弗农家做客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也许是三四年前了。他曾在弗农最困难的时候主动借给他一大笔钱，可弗农又何曾真正表示过对他这个朋友拔刀相助的适度感激之情？弗农得了脊椎炎的时候，克利夫几乎每天都亲去探望。可他克利夫在自家门外的人行道上不慎滑倒伤了脚踝的时候，弗农又表现如何呢？他不过派了个秘书过来，带来的慰问品竟然是一包《大法官报》书评版积下来的垃圾图书。

说得难听点，他克利夫真正从这种友谊中得到了什么？他付出很多，可他何曾得到过什么？到底是什么将他们绑在一起的？他们都曾拥有过莫莉，他们有慢慢累积起来的漫长岁月以及已经习惯成自然了的友谊观念，可事实上在其中心却真的是一无所有，对克利夫来说确实一无所有。对这种不平衡状态大度一点的解释，也许可以说弗农是天性被动、太自我中心。而现在，在经过了昨晚那一出以后，克利夫却倾向于将弗农的这些表现视作不过是一个更大的事实的具体表现——弗农这人根本就没有原则。

车窗外面，克利夫未及看到有一片落叶林一闪而过，光秃秃的冬季形貌之上染上了一层没有融化的银霜。更远处，一条小河从棕色的莎草叶缘边缓缓流过，在洪泛区的平原那边，冰封的牧场当中点缀着干砌的石墙。在一个灰头土脸的小镇周边，一大片工业荒地正在还林；包裹了一层塑料管的树苗一直伸展开去，几乎到达了推土机正在推平表层土的那条地平线。克利夫却只是一味地紧盯着对面的空座位，迷失在激烈无比、自我惩罚式的对他的社交关系进行清算的纠葛当中，透过他烦恼的内心棱镜，在不知不觉间将过去扭曲了形状、改变了颜色。偶尔也有别的想法暂时转移了他的注意力，有时他也读读书，不过他此次北方之旅的主题却是长久地、慎重地重新为友谊进行定义。

几小时后抵达彭里斯，克利夫如释重负地从他这番苦思冥想中解脱出来，拿着他的行李沿站台向前走，找寻出租车。到斯托尼斯韦特还有二十多英里的路程，他很高兴能和司机扯些闲天。时值一周的中间，兼以又是旅游淡季，克利夫是整个酒店唯一的住客。他要了以前已经住过三四次的房间，那也是唯一有工作台的房间。尽管天气寒冷，他还是把窗户大开，这样他在开包归置的时候就能呼吸到湖区与众不同的冬季空气——富含泥炭的水质，潮湿的岩石，遍布苔藓的土地。在一只狐狸标本的注视下，他在酒吧间独自用了餐，那只狐狸摆在一个玻璃匣子顶上，凝固在一种准备猎食的蹲伏状态中。他在漆黑的夜里绕着酒店的停车场边缘稍微散了会儿步，然后回到室内，对女服务员道了晚安，走进他那个很小的房间。看了一小时的书后，他躺在黑暗中，听着小溪涨水的哗哗声，他知道那个让他烦恼不已的主题注定是要卷土重来的，与其在第二天的登山远足中背着这个重负，还不如现在就想它个明白。现在强加在他身上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幻灭了。他记起了他们之间的谈话，还有超出于谈话的一些问题；他具体都说了些什么，然后就是在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反思之后如果搁在现在他又会怎么说。他是在回忆，同时也是在幻想：他想象了一出戏，他把所有最好的台词都留给了自己，带有悲伤意味、合情合理的洪亮台词，如此浓缩、在情感上又是如此的克制，相形之下其蕴含的控诉也就更其严厉而又无可辩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