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后，弗农的小汽车将克利夫在南肯辛顿放下，那么小的汽车竟然还有位专职司机，简直显得滑稽。弗农下车跟他道别。

“可怕的葬礼。”

“连杯喝的都没有。”

“可怜的莫莉。”

克利夫进门站在门厅里，吸收着暖气片散发出来的温暖和寂静。女管家给他留了张字条，说在工作室里给他预备好了一壶热咖啡。他没脱大衣，径自上楼来到工作室，拿起支铅笔和一张草稿纸，靠在大钢琴上草草记下那十个下行音符。他站在窗前，盯着那张纸，想象着与之对位的大提琴。不少日子以来，受命为千禧年谱写一部交响乐一直都是一种荒唐的折磨：官僚政治侵扰了他创作的独立性；伟大的意大利指挥家朱利奥·鲍具体能在哪里跟英国交响乐团一起排练一直都悬而未决；媒体的关注要么兴奋过了头要么就充满敌意，轻微却持续不断地惹得他心烦意躁；还有就是他已经两次超过了最后期限的事实——千禧年事实上还早着呢。不过也有像今天这样一心只想着音乐本身、欲罢不能的时候。他把冻得仍有些麻木的左手揣在大衣口袋里，坐在钢琴前只手把他已经写出来的段落弹了一遍，音乐是慢速的，属半音体系，节奏变幻莫测。事实上有两个拍号。然后，他仍旧只用右手，以半速即席创作大提琴的上升和弦，又反复弹奏了数次，加以各种变奏，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他草草把新创作的部分记下来，这段属于大提琴音程的极高位置，听起来会像是某种狂怒的能量受到抑制。等到后面，到终曲部分再将其释放出来的话，将会是件赏心乐事。

他离开钢琴，倒了杯咖啡，在惯常的窗边位置把咖啡喝下。三点半，已经黑得需要开灯了。莫莉已经烧成了灰。他将工作一整夜，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的午饭时间。别的也真没什么好做的。创造点什么，然后死去。喝完咖啡后，他再度穿过房间，仍旧站着，仍旧穿着大衣，在琴键上俯下身来，这次双手并用，借着那一丝微弱的午后光线把写下来的音符弹奏了一遍。几乎全对，几乎就是事实真相。表现的是一种对于无法够到的某种东西焦灼的渴念，是无法够到的某个人。过去，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会打电话请她过来，当他坐立不安无法在钢琴前久坐，又因为新的想法激动不已无法离开钢琴的时候。她要是有空就会过来，给他沏茶，或是制作异国风情的饮料，然后坐在屋角那把破旧的老扶手椅上。他们要么聊聊天，要么她会要求他演奏某段音乐，然后闭上眼睛静听。对于她这么一位派对女王来说，她音乐的趣味出奇的朴素。巴赫，斯特拉文斯基，极偶然地听听莫扎特。不过那个时候她已经不是个小姑娘，也不再是他的情人了。他们俩挺适合红尘做伴，只是对待彼此都太过冷嘲，已经不可能旧情复燃，而且他们也喜欢能放松地谈论各自的风流韵事。她就像个知心大姐，评判起他的那些女人来相当慷慨大度，相比而言，他对她的那些男人就远没有她这么大方。除此之外他们就聊聊音乐或美食。而现如今她却已经是雪花石膏骨灰瓮里的细灰了，乔治会把它放在他的衣柜顶上。

最后，他终于暖和够了，虽说左手仍有些麻痛。他把大衣脱下来，扔到莫莉的那把椅子上。重新坐回到钢琴之前，他在屋里转了一圈，把灯都打开。他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为那大提琴的部分修修补补，而且进一步拟出了配器法，完全无视窗外夜幕的降临和交通晚高峰那些模模糊糊、很不和谐的持续音。那不过是通往终曲的一个过渡性桥段；使他神魂颠倒的是那个承诺、那种渴望——他将其想象为一段古老、颓败的阶梯，渐渐地转向视线之外——一种想沿着台阶爬到极顶处的想望，然后经由大幅度的转换，终于达到一个邈远的主音，又通过一簇如消散的迷雾般分崩离析的声音，达至一个归结性的旋律，一句告别辞，一个可辨识的具有穿透般美丽的旋律，它将超越一时的流行，既哀悼这个正在逝去的世纪及其所有麻木不仁的残酷性，同时又欢庆其光辉夺目的创造性。在首演的兴奋早就成为过去，当千禧年的庆典早成过眼云烟，灿烂的烟花、纷纭的评说以及各种简史早已尘埃落定之后，这个令人难以抗拒的旋律仍将作为这个已死世纪的挽歌，万古长存。

这不仅是克利夫，也是授权委员会的奇情异想，是他们选定了这样一位作曲家，其独特之处就在于比如说将那个上行的段落想象成古代的阶梯，而且还是石头砌的。就连他的支持者，至少在七十年代，都赠与他“保守主义重镇”的名号，他的批评者更是直斥他“返祖”，却都一致认为，林雷是跟舒伯特和麦卡特尼一样，真能写出优美旋律的。这项工作很早就已经交托给他，为的是作品能“自动走进”公众的意识。比如说，已经建议克利夫是否考虑将其中一个喧闹、紧迫的铜管乐部分用作一档主要的晚间新闻的片头曲。这个被音乐界的权威人士斥之为趣味平庸的委员会，尤其期望拿到一首为缅怀这个背负着骂名、正要离去的世纪而创作的交响曲，其中至少能提炼出一个曲调，一首颂歌或者是挽歌，可以穿插到届时举行的官方活动中，就像《今夜无人入眠》可以穿插到足球联赛中一样。穿插以后，它就有机会获得独立的生命，在第三个千年的公众头脑中传唱不已。

对克利夫·林雷来说这问题很简单。他自视为沃恩·威廉斯的传人，而且认为类似“保守”之类的名号根本就毫不相干，是借自政治语汇的一个错误。除此以外，在他崭露头角的七十年代，无调性和任意音乐、十二音阶、电子音乐、将音高分解为声音，事实上这整个一套现代主义的玩意儿都早已成为学院里教授的正统了。真正成为保守分子和反动派的不是他本人，恰恰是现代主义的那些鼓吹者。一九七五年，他出版了一本百页篇幅的论著，就像所有优秀的宣言一样，抨击与辩护并存。现代主义音乐的那些老卫道士们已经将音乐囚禁在学院的狭小范围之内，成为完全专业的、孤立的精巧玩意儿，严禁他人染指，也由此变得了无生气，与公众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系被傲慢地完全割断。克利夫以讥讽的口气描述了一次由公众赞助的“音乐会”的情形，音乐会在一个几近废弃的教堂大厅里举行，演出期间一把小提琴折断的琴颈不断地撞到钢琴的腿上，持续了有一个多钟头。附赠的节目单上还解释说，说到以音乐来表现大屠杀的问题，在那个阶段的欧洲历史上为什么其他所有的音乐形式统统是不可行的。克利夫强调说，在那些狂热分子狭小的脑袋里，任何形式的成功，不论多么微不足道，任何公众的认可和欣赏，都确然是美学上的妥协和失败的明证。当有关二十世纪西方音乐的权威历史著成之后，荣誉必将属于布鲁斯、爵士、摇滚以及不断发展演变的民间音乐传统。这些音乐形式充分地证明了，旋律、和声和节奏跟音乐的创新并非是无法兼容的。在艺术音乐中，只有本世纪的前半部分才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之后就只有少数几个特定的作曲家还有所作为了，而克利夫并没有将晚期的勋伯格及其“追随者”归入其中。

抨击的部分到此为止。辩护的部分从《传道书》中借来那些用滥了的手法，并加以扭曲变形：是时候从那些“政委”手里将音乐重新夺回来了，也是时候重申音乐那不可或缺的交流功能了，因为在欧洲，音乐是在一直高度认可人性之神秘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下塑造成型的；是时候承认公共的演出是一种“世俗的教会”，也是时候认识到节奏和音高的首要地位以及节奏的本质属性了。为了促成此一趋势之到来而又不致使其仅仅成为对过去音乐之重复，我们须得对于“美”发展出一种当代的定义，而如果抓不住“基本的事实”，也就不可能有此全新之定义了。在这一点上，克利夫大胆地从诺姆·乔姆斯基一位同事的几篇尚未发表的理论文章中借用了一些观点，他是在科德角那人的家里度假时读到那几篇文章的：我们“阅读”节奏、旋律和悦耳和弦的功能，正如我们人类独一无二的学习语言的能力，是由遗传天生决定的。人类学家发现，这三种基本要素存在于所有的音乐文化当中。我们的耳朵对于和弦的辨别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如果脱离了和弦的语境，非和弦的不谐和音也就没有意义也没有趣味了）。理解一行旋律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可同时又是连初生的婴儿都可以胜任的活动；我们都是同一种遗传的后代，我们都是音乐人；因此，在音乐中界定“美”也就必然关涉到对于广义的人性的界定，这又将我们重新带回到人文传统和人际交往当中……

克利夫·林雷这本《追忆美》的出版时机与他的《交响托钵僧，为弦乐大师而作》在威格摩尔音乐厅的首演不谋而合，这部复调交响曲具有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清晰音色，同时又被一首简直具有催眠功力的哀歌所打断，真是让人既爱又恨，由此既确保了他的声誉也促成了他那本专著的流行。

撇开创造性不谈，写一部交响曲本身就是一项艰辛的体力活儿。每一秒的演出时间都需要你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填满，而且是为多达二十几种乐器一一谱写乐谱，经过试演以后再调整总谱，再次试演，再度重写，然后还需要安静地坐下来，静听你的心灵之耳去合成去熔铸所有的增删修改；再修订一遍，直到每一小节都正确无误为止。最后再在钢琴上试奏一遍。午夜时分，克利夫已经扩展出整个的上行乐段并全部谱写出来，开始着手修补在潦草的转调之前管弦乐编曲的重大脱漏之处。到凌晨四点，他已经完成了主要的几个部分，而且确切地知道了转调将如何起到作用，那些迷雾又将如何一一消散。

他从钢琴前站起身来，精疲力竭，对自己已然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对未来的走势也略有些担心：他已经将这个庞大复杂的声音机械推进到了一个关节点，终曲部分真正的工作就将开始了，而要完成终曲，眼下只能等待灵感的发明创造了——最后的那个旋律，以其最初以及最简单的样式，在独奏管乐器——或者也许是第一小提琴上直截了当地宣示出来。他已然掘进至核心部分，而且感到了压力重重。他把灯都关掉，朝楼下的卧室走去。他脑子里没有任何初步的概略想法，没有一星半点的细节概念，连一点预感和直觉都没有，就算枯坐在钢琴前面紧锁眉头也不可能找得到。你只能静候佳音。他从经验得知，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松，退后一步，同时又保持警醒，要敏于感受。他可能得在乡间进行长距离的远足，甚至可能需要很多次长距离的远足。他需要高山峻岭，广阔天空。湖区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最好的主意将会在他走到二十英里的尽头，当他的心思完全不在音乐上的时候，意外地从天而降。

终于睡下，在完全的漆黑当中仰面躺着，他依旧神经紧张，精神努力的余响仍未断绝，他看到锯齿状的三原色条纹视杆横穿他的视网膜，然后折叠、扭动成为四射的光芒。他两脚冰凉，胳膊和前胸又滚烫。对工作的焦虑转变成为更加原始的、对于夜晚的单纯恐惧：疾病、死亡，还有众多的抽象观念不久就聚焦到了他左手仍旧感觉到的不适上。他的左手感觉冰冷、僵硬而且刺痛，就仿佛他整个人在上面坐了足足半小时。他用右手按摩它，并把它靠在温暖的腹部去暖它。莫莉在多尔切斯特门外扬手招呼出租车时，感觉到的莫非就是这种麻痛？他没有固定伴侣，没有妻子，没有乔治来照顾他，这也许是好事。如若不然又会如何呢？他翻了个身侧面躺着，把毯子拉上来紧紧裹住身体。不然就是疗养院，休息室里一直开着的电视，宾果游戏，还有那些烟不离口、浑身尿骚味、口涎直流的糟老头子——这个他可受不了。明天一早他就去看医生。可莫莉就是这么做的呀，结果他们送她去查个没完没了。他们能监控你病患的发展，可他们并不能阻止病患的恶化。还是离他们远点吧，你自己身体的恶化由你自己掌控，到了你已经不可能再工作，或者有尊严地活下去的时候，来个自我了断，可他又怎么能及时阻止自己越过那个点呢？莫莉一转眼就已经没有了自我意识，到时候他肯定会孤苦无依、判断力全无、愚蠢麻木到无法自我了断。

多么荒唐的想法！他坐起身来，摸索着打开床头灯，从一本杂志底下拿出安眠药片，放在平时他是不肯吃的。他取出一片，倚在枕头上慢慢嚼碎。他仍旧按摩着左手，用各种明智的想法抚慰着自己。他的手不过是受了凉，仅此而已，而且他有些累过了头。他生命中的正当事务就是工作，就是完成一部具有浑然天成的抒情性高潮的交响曲。一小时前还让他压力重重的，眼下则成了他的安慰。十分钟后，他关掉床头灯，侧身躺下：总归还有工作可做。他将在湖区漫步。那些神奇的名字在抚慰着他：布里里格，海斯太尔，帕维阿克，斯沃尔豪。他将步行穿越朗斯特拉斯山谷，越过溪流，朝斯科费尔峰攀登，最后经由艾伦危崖回家。他对这一路线非常熟悉。在野外远足，站在高高的山脊上，他的健康马上就会复原，他会看得清清楚楚。

他已经吞下了安眠药，现在不会再有那些折磨人的胡思乱想了。这想法本身就是种安慰，所以远在药性到达大脑之前，他的双膝已经朝胸部蜷起，完全释然了。哈德诺特，伊尔贝尔，库德佩克，可怜的危崖，可怜的莫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