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个个世纪对爱尔兰持续的治理不善难以理解，这些年对由北美殖民地成功反叛所引发的问题的处置失当，理解起来或许要容易得多，其不幸影响是长期的。18世纪末的英国不是20世纪的英国，但如果它向美国显示出更大度的慷慨精神，比起在南非布尔战争结束后对布尔人的态度，这两个讲英语的大国之间的友谊就不至于伤及几代人。与其说布尔人被征服而美国人在外国的帮助下成了征服者，不如说英国人在其间的一百二十五年学到了很多。

美国人不仅是成功的反叛者，而且他们是“殖民地居民”。不喜外出的英国人有一个特点，他们把这种“殖民地居民”看成一种低级血统，“比畜生高、比天使低”，就是说，有点那么介于英国人和纯粹的外国人之间。正如纳尔逊在未能因尼罗河河口海战获得应有的奖励后写到的，“这证明了比起在英国附近打的仗，在远方打的仗是多么不值”。而且，在1783年和平条约签订和1787年美国宪法颁布后的多年，美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英国知道这一点。当上流社会的英国人选择这样做时，他总是扮演一个社交上使自己极其令人气恼和讨厌的艺术大师，许多英国人在伦敦与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前者是第一任驻英公使，后者是第一任国务卿——这样的美国政治家私人交往时，也选择这样做。

条约谈判过程中，亚当斯明智地指出，如果美国不能滴水不漏地逐点履行条约规定，英国就会利用这个借口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双方都没有履行条款。美国声称英国抢走了奴隶，既不归还也不给予补偿。英国声称美国人在没收亲英分子（Loyalist）的财产或偿付私人债务方面没有履行义务，因而反过来拒绝履行撤出西北领土和军事基地的义务，甚至将加拿大的新首都设在美国的边境线之内。它还坚持有权搜查美国商船，将它声称可能是英国国民的人强征当海员。这一点我们下文再叙。这样的争吵持续下去，年复一年。

通过赢得独立，美国因此变成了一个外国。尽管有亚当·斯密的学说，传统的重商主义理论仍然主导着帝国列强多数人的思想。法国和西班牙随即取消在独立战争后期给予美国人的特别优惠，或者甚至英国截断了绝大部分美国与英属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都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英美局势是独特的。在新生的美国作为英帝国一部分的一个半世纪中，美国曾被要求其绝大部分贸易只应与帝国进行。帝国和美国都逐渐适应了那些经济关系。例如，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给新英格兰的商人提供了许多交易，而这就需要购买英国的加工产品。许多英国优秀的思想家，如波纳尔（Pownall），提倡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应该继续，以使双方受益。不幸的是几乎没有人接受他的观点。谢菲尔德勋爵的信条占了上风，他主张极其苛严地把美国当作一个外国对待。

推测这种狭隘的思想以及对美国的厌恶和愤恨，屈从于波纳尔对现在和未来的开阔眼界，将会是什么结果，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在一个帝国相互竞争的世界上，每个帝国都力求在贸易和资源上自给自足，过去是这样，今天还会发生。如果讲英语种族的两个分支从一开始能够形成一种友好的自由贸易集团，所带来的历史性变化是难以估量的。就在几年前，英国在与拿破仑殊死搏斗时，就应该争取美国的支持，那样就不会有1812年的第二次战争，让痛苦延续几代人。

另一个令人关注的方面就是美国人被排除在他们已经习惯的对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之外。在侮辱性地拖延了八年之后，英国最终派遣了一位地位无足轻重的年轻人去华盛顿作代表。除了其他争议中的问题，他跟杰斐逊提起美国的债务。几年前，我应邀与一位英国前财政大臣谈论英国在世界大战时向美国借债的问题，他很坦率地说，当初借债时，这项债务被认为在战争结束时很可能会偿还，但是多种条件的变化，包括世界贸易、美国关税的提高，使得履行合同变得不可能。

本书的末尾还会提到这个话题，但是这里我们引用一小段1792年美国国务卿对年轻的英国公使乔治·哈蒙德的回答，这个回答在今天还具有相当的价值。关于偿债的主张，杰斐逊写道：出于延迟偿债的必要，应该增加对英国的贸易管制，禁止我们的私营商船把自己的产品载运到邻近的他们的领地，并通过禁止性关税从他们的国内市场中排除有价值的贸易门类，以减少我们的支付手段。在采购时，支付（ paiment）手段构成一个采购动机。如果这些手段是由债权人自己带走的，他不应该在良心上抱怨仅仅是债务拖延，那是他自己的行为的影响。

然而争吵在持续，1794年华盛顿派约翰·杰伊去伦敦处理争议问题。杰伊不是一个好的谈判者，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国务卿杰斐逊的对头，提前挫败了杰伊的计划。尽管杰伊获得了英国在1796年交还西北地区和军事基地的承诺，以及其他好处，但条约被认为对美国如此不利，以至于杰伊的雕像在一些大西洋沿岸城市被上吊，甚至华盛顿的声誉也严重受损。

如波纳尔洞察的，尽管英国有很多机会与它在北美失去的帝国建立关系，但都未能抓住。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在印度开拓帝国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