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特色可多了，其中之一是，坟是平的。人死了，归于大地、归于尘土，在土地上，无需任何标志，甚至一棵树都不必，望过去，茫茫一片，一点都不起眼。起眼干什么呢？望它的人，几十年一过，也归于大地、归于尘土。生者望死者，犹如死者一波波相望。纵使是一代帝王，如秦始皇，他的坟啊，也不过茫茫一片，虽然地下有千军万马，但坟是平的，毕竟是天字第一号的帝王，在他眼里，从不预知有汉，没有汉家陵阙。

一九一一年的广州、一九一一年的红花岗，七十二具死尸，枪杀的、砍头的、发臭的、腐烂的，在潘达微的奔走下，鸠工埋在一起。死者是起义失败的革命党，当“曝尸”尚是一种惩罚的时代，“收尸”是需要勇气的，潘达微发动了慈善团体，大家非政治性的集合了死尸，一个个埋下、埋下，中国文化发生了微妙作用，就让坟是平的，没有任何标志。只是口耳相传，那个地方是红花岗。啊，对七十二个死者而言，红花的颜色太绚烂了，给死者一点凄凉、一点肃穆吧，不知什么时候，红花岗不见了，大家口耳相传，改叫那地方做黄花岗。

黄花岗变成了专名，它是七十二个死尸的公墓，公墓是平的。

看来有点奇怪，这平的会隆起来、会加厚、会长大。一九一一年以后，出现了“中华民国”，人们想到这七十二位“中华民国”的先驱者，另一种中国文化出现了，替先驱者盖个坟吧。于是，黄花岗开始隆起、开始有了黄花。并且，多年以后，一个小坟“附葬”在黄花之侧，坟里的死者不若七十二烈士那样悲壮，但他给七十二烈士带来苍凉，从墓碑上，人们记起了他，他叫潘达微。

七十二名叛国要犯变成了七十二位开国烈士、一个潘达微变成了一名义士，黄花更黄了。

随着西风的残照、岁月的残照，黄花岗由荒塚变成了大墓、变成了名胜与名坟，每年三月二十九日，总不乏有生者凭吊，很少有生者知道那是个弄错的日子。正确的日子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七日是阳历，三月二十九日是阴历，把阴历的三月二十九日硬当阳历来过，黄花岗啊，时间首先弄拧了它。

黄花岗，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清早六点，天微微亮，一辆年份虽老却保养顶级的美国轿车，慢慢开到墓园门口，司机走出来，绕到车后，必恭必敬的开了车门。慢慢下车的，是一袭长袍的大官人，头发中分、胡子八字，相貌堂堂，戴着浅色的墨镜，看来在遮掩什么，也在炫耀什么，他官味十足，朝向秘书和司机，把手一按，意思是明的，你们就等在这里，我一个人上去看看。

大官人迈着方步，稳重的走向墓园。

墓园相当辽阔，历经三十八年的美化、修葺，已由乱坟荒塚蔚为名胜景观。辽阔的墓园有长方形的纵深，用亦平亦阶的交替，逐渐提升了高度。

大官人缓步向前，整个墓园一片死寂。他一路向上坡走着，端详着属于墓园的每一细节。墓园的设计有点不中不西，也就是不伦不类，特别刺眼的，是那国民党的党徽图案，几乎无所不在，东西南北四颗党徽，由四根圆柱托起，呈压顶状，直罩在四面锥形的“七十二烈士之墓”方碑之上。另有特大号的党徽，高镇在整个墓园的最高点。

大官人向党徽们瞄了一眼，充满了卑视。最后，他游移的目光锁定在方碑底座，底座奠基在一片大方阵上，方阵四面石栏围绕，人莫得近，方阵方得有点怪异，因为向中凸起，凸起顶端，就树立了“七十二烈士之墓”那方碑。整个黄花冈的主坟就在这里。在方碑之下、方阵之下，不像是坟，因为不太隆起；又不像是墓，因为又不立体又不平面，但它大得的确接近人的想像，七十二具死尸就埋在那里、埋在底下；但又超乎人的想像，究竟是怎么个埋法，尤其七十二具尸体中，许多是砍了头的，肢体不完、身首异处。按照传统老规矩，不是有“缀元”吗？就是把砍下的头“缝”回脖子上，求个全尸吗？显然的，对造反派而言，绝对没有这种人道、也没有这种机会，砍就砍了。他们也没有家属来认尸、也没有家属来打点刽老爷。一般说来，一次大差出下来，刽老爷是有外快的。一刀砍下，刽老爷怕颈血乱溅，每在刀一落下，就用脚朝死刑犯身上一踢，使血向前溅，然后让人用剥了皮的馒头就颈腔沾血，沾成所谓“人血馒头”，照传统老规矩，这种馒头可以治肺痨、可以大补。除此以外，死者身上的其他器官也会被零星割下，传说都能入药，甚至五花大绑的绳子都有避邪之功，也值得几文，刽老爷不会白忙的。可是，这次啊，造反派太多了、太多了，上上下下，忙得喘不过气来，一切都顾不得了。

一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八年过去了、三十八年过去了，七十二具死尸，已经长埋在这座墓园底下，没人知道内部是怎么狼藉、怎么模糊，死者尘封在党徽之下，年复一年，一切都不容分说。但是，三十八年后，在这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清早六点，一个神秘的造访者出现了。

就是这位大官人。

他一身伫立在那里，但却一心屹立。他在“七十二烈士之墓”前，一面点头、一面摇首、一面昂然若有所思。最后，他的昂然若有所思被打断了，在公墓高处，在捐赠者列名的献石高墙前，一颗活动的人头窥视他。

他猛然一惊。

什么人在窥视？窥视者何人？大官人有了职业上的警觉。但是，随之而来的好奇，终于盖过了他的闪躲，他决定：既然来了，一定要走完全程，还是要向上走去。官场中人是雍容的、从容的，他走得很稳、很慢，若有所思转化成若无其事，他迈着方步，走到了横表前面，墙上有四个分离的大字——“浩”“气”“长”“存”，孙中山写的，标明“民”“国”“十”“年”、“孙”“文”“敬”“题”，构图分割，极为怪异。大官人藐了一眼，鼻子哼了一声。

他仰头观望，细看着那行横表：

民国九年

缔

造

民

国

七

十

二

烈

士

纪

功

坊

章炳麟署

大官人兴趣来了。那是一行从右到左的十二字小篆，写得回肠荡气、功力超凡。写它的“章炳麟”，不是别人，就是“中华民国”四字招牌的定型者章太炎。章太炎为革命而坐牢、而亡命、而逐出师门，最后，“中华民国”成立了，但是，袁大总统的鹰犬爪牙软禁他、孙大总统的徒子徒孙通缉他，敌友江湖，正反显出的，是一片嘶喊与寥落。一九二零年，当他写下“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的时候，他已隐然在目、憬然在心，知道他定型的民国已经命途多舛。革命、革命，革命似乎被巧取了、豪夺了、偷走了。“中华民国”只是一片魂幡。章太炎曾写对联痛斥那偷走革命的国民党和不够资格成为首都的南京，对联是：

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

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

南京是没有资格“龙蟠虎踞”的，“古人”以此赞美南京，并非实话；而打着革命旗号的国民党，只不过是一群贼，他们“鼠窃狗偷”了这个国家，先烈地下有知，将死不瞑目。虽然开国元勋愤慨如此，但章太炎对死者的顶礼，迄未少衰。他在“民国九年”，用小篆写下“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缔造”者的前功是不能忘记的，也许这是唯一能肯定的，“缔造”以后，接下去的是不堪闻问。章太炎死在“民国九年”后十六年，那是“民国二十五年”。再过十三年，“民国三十八年”，这个“民国”，就濒临亡国了。

大官人一直抬头看着这行横表，口中念念有词：“‘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他们的功，是可以纪的，但是，‘中华民国’呢？今天我来了，‘中华民国’就亡在眼前，他们虽死犹生、我虽生犹死，‘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我向他们讨呢？还是他们向我讨呢？他们地下有知，应会知道，他们给不出来‘中华民国’了吧？”

喃喃自语着，大官人走向纪念碑，一个身影先已站立在碑前，就是刚才在上面的那个窥视者。中等身材、长袍袭地，六十开外的年纪，一脸清。

不约而同的，两人打了招呼；不约而同的，互用猜忌的眼神打量了对方。七十开外的大官人，官气不脱，但在这位奇怪的墓园先行者面前，首先感到的，是一股寒意。

在寒意中，大官人立定碑前，仔细打量着这块碑。碑文是密密麻麻的，多年的风吹雨打，碑上不无风霜，但是大体一致，只是在“陈炯明”三个字上，出现了污涂痕迹，相当刺眼。大官人会心一笑，用手指轻触一下，侧过头来，指给窥视者一看。窥视者也会心一笑。

“这位陈炯明先生，”大官人说，“最后开罪了孙中山，结果在碑上给抹黑了。”

窥视者点点头。“这位先生的罪过，似乎不在开罪谁，而在他没在黄花岗死掉。他如早死了，就没有日后的是与非了。”

“这样说来，晚死也是一种‘罪过’？”

“晚死也许不是罪过，但晚死却使人难堪，不论使别人难堪或使自己难堪，却是‘罪过’。”

“你这位先生说得真好！”大官人又轻又慢的鼓了三下掌。“真是深通哲理。”

“在这碑上，”窥视者说，“‘陈炯明’的名字只是被涂黑，尚没被凿掉，已经很‘宽大’了。”

“可能当时工具不足，上坟的人，总不习惯随身携带锤子吧？”

“你先生说得是。”窥视者一笑。“也许，黄花岗离拿锤子的人太远了。拿锤子的都在党中央，在那边改写陈炯明的革命史就根本解决了，在荒郊野外公墓的一块碑上，也懒得追杀了。”

“党中央有专门改写革命史的吗？”

“早就有了吧？叫什么‘党史会’吧？”

“‘党史会’改写革命史，专门追杀跟党中央调调不同的革命党吗？”

“也不尽然。‘党史会’不但追杀，也会拉拢。有许多跟国民党完全没关系的革命党，成先烈后，都被国民党一网兜收了。远处不必说，这里就躺了七十二位，这七十二位，在三十八年前三月二十九革命的时候，谁是国民党啊？那时国民党还没成立呢，七十二烈士怎么竟变成它的人了呢？这不是假造历史吗？”

“骂这票人假造历史的章太炎呢？他不是也比照陈炯明待遇了吗？”

“从章太炎为陈炯明写的那篇墓志铭里，其实已说明了一切，墓志铭中有一段极精彩的话，章太炎说：

君（指陈炯明）自覆两假政府（岑春和孙中山各搞一个伪政府，都被陈炯明给推翻了），有骁名，人莫敢近，卒落魄以死。余独伤其不幸，以恶名见衊，故平其议而为之铭。

和陈炯明一样，章太炎也是革命元勋、也是最后被国民党‘以恶名见衊’的‘不幸’人物，他在国民党迫害之中、在国民党众口铄金里，仍挺身为陈炯明说公道话，他真了不起。”

“章太炎说陈炯明‘落魄以死’，听说他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

“那时陈炯明的母亲还健在，但按老规矩，预留了寿材，只好把留给母亲用的棺材先给陈炯明用了。”

“真令人一叹。”大官人说。“想不到以革命党自居的国民党，竟如此无情。”

“更无情的是孙中山当年靠陈炯明的一点武力，维系在广州的小朝廷，却安排蒋介石做参谋长，挖陈炯明墙脚，甚至要暗杀陈炯明，孙中山死的时候，蒋介石还声言挖陈炯明的心肝来血祭孙中山呢，这是什么国民党同志嘛，太荒谬了。所以啊，戏谑性的说，陈炯明的‘罪过’，是死得太晚了。当年如死在黄花岗，就不会证实出那些难堪了，陈炯明晚死了二十二年，证实出多少孙中山、蒋介石的真面目啊，‘罪过’、‘罪过’。”

“听了你先生的一番话，真使我们对革命党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原来最好的革命党，就是早死的革命党，革命党不早死，看来就是麻烦，给自己惹麻烦、给同志惹麻烦。”

“给假同志惹麻烦。”窥视者补了一句。

“给假同志惹麻烦。像陈炯明。”大官人跟了一句。

“陈炯明太特殊了、太强悍了。事实上，他是革了孙中山的命，他搞的，是二次革命。孙中山的悲剧是，他在‘中华民国’建立后，他丢掉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他的革命成果，被袁世凯偷走了，他心有未甘，结果呢，他变了，变得如黄克强所说的，他背弃了自己那么多年宣扬的信仰。孙中山秘密拿了日本人的钱，为了爱国而卖起国来了。这在日本人以《二十一条》逼袁世凯时，竟发生‘卖国大比赛’的暗盘。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手里收到孙中山的密件，透露说，愿提出比袁世凯更好的条件，换取你们日本支持我孙中山。多恐怖啊！类似的比价行为还不止一次，二次大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在日本外交档案里，还发现孙中山的其他密件，另外也出土了孙中山与日本三井财阀密约的文件，要求日本支持，‘多次说日本若能给革命党以援助，革命成功之晓，即将满洲让与日本’，爱国爱到这种程度，多恐怖啊！这些证据，都见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日本外务大臣们的秘密电报。幸亏袁世凯出面逼出南北议和，不然的话，‘中华民国’成立了，可是东北早就挖走了。”

大官人仔细听着，一再点着头。“你这位先生说得真对，其实我在当时就略有所闻，不瞒你说，那时我就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里。”

窥视者眼睛一亮。“你先生在袁世凯那边服务过？”

大官人笑了一下。“做一个小官。”

“几品啊？”

“不值得提、不值得提，是小官。”

“当然看过袁世凯了？”

“见过，还一起开过会。”

“那你先生可能是做过封疆大吏的？”

“谈不上、谈不上。还有什么疆好封呢？不过，那时候如果要封，还有东北、有外蒙可封，照孙中山、蒋介石搞下来，东北、外蒙都丢了，没得封了。”

“你先生今年高寿？”

“我是光绪元年生人，今年七十五了。”

“哦，‘中华民国’成立，你先生还不到不惑之年，就受知于袁世凯，够得上是‘满清遗少’了。”

“小事情、小事情。严格说来，鼎革以后，我就退休了。袁世凯只是照顾我们这些‘满清遗少’一下。在他看来，你们大官都在前清做过了，民国时期不必了。”

“哦，你先生在前清做过大官？”

大官人逊谢不遑。“不值得提、不值得提。‘中华民国’建国了，我们的时代过去了。”

窥视者用锐利的目光盯着对方，冷冷的说：“有没有想到：‘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了，也就要过去了。与前清不同的是，前清是王闿运老先生感叹的‘儿戏亡国’，‘中华民国’呢？是‘把戏亡国’，把戏玩不下去了，就在今年吧？”

“看来就在今年了。今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引退了；一月三十一日，北京解放了；二月十二日，戴传贤自杀了；二月二十五日，‘重庆号’军舰投共了；这个月七日，孙科内阁总辞了……一切一切都是败象毕露，‘中华民国’亡国就在眼前了吧？”

“算起来，七十二烈士死的那年，你先生正好三十六岁。”

“我正好三十六岁。”

“看来你先生跟这里有地缘关系吧？怎么七十五岁的三月二十九日清早，一个人跑到七十二烈士墓前凭吊？”

大官人神秘一笑。“谈不上凭吊，只是贪个清早，上来走一走。你老弟不也如此吗？现在，在整个的七十二烈士墓上，只有你我两个活人。你老弟很年轻，看来五十多岁。”

“我也六十开外了。”

“算起来，七十二烈士死的那年，你老弟年纪跟他们差不多，你也称得上是我们前清的人。”

“你先生用‘我们前清的人’，你先生是满族人吗？”

“不是，我是汉族人、山东人。”

“山东人是汉族，却不把满族人的清朝见外。”

“清朝统治我们中国两百六十七年了，我们还要把满族见外吗？用‘前清’字眼，已经表示不见外了。”

“你先生的意思，我不太清楚。用了‘前清’，至少后面承认了民国，有后才有前、有民国才有‘前清’，你先生用了‘前清’，即表示你承认了民国。不是吗？”

“就算是吧，何况，我也做过民国的官，但那官是‘前清’的大员给的。”

“他是谁啊？”

“袁世凯啊，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袁世凯既背叛了‘前清’，也背叛了‘民国’，不是吗？”

“袁世凯是袁世凯、我们是我们。我们没有本领那样翻云覆雨。我比较老实吧，事实上，我四十岁过后，就不做官了，我退休了，从一九一五年退休三十多年，直至今天七十五岁。”

“你先生还是怀念‘前清’吧？”

“‘前清’可不能乱怀念，”大官人神秘一笑，轻声说：“怀念‘前清’是反革命的哟。”

“怀念‘前清’又跑到七十二烈士墓前来，多奇怪啊。”

“这可是公墓啊！公园式的公墓啊。”

“如果不是纯粹到公园呢？”

“如果有另外的理由，”大官人又神秘一笑，“也会和你老弟相差不远吧？”

“可以请教尊姓、台甫吗？”

七十老翁笑了一下、迟疑了一下：“敝姓张。”

“台甫呢？”

“敝字坚白，张坚白；敝号韩斋，张韩斋。”

窥视者笑了一下。“坚白先生，我知道了阁下的字；韩斋先生，我知道了阁下的号，但阁下的大名呢？”

大官人又笑了一下。“敝人名叫‘张鸣岐’。”

窥视者心头一震，但又随之纾解，谜团破了，谜底终于出来了。他点点头，盯着对方：“‘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那句古书的鸣岐？”

大官人用破解的眼光回盯着，并递出了一张名片。“你这位老弟，学问太好了，你背得出《国语》中这一句话。”

窥视者笑了一下，但却近乎苦笑。“念过一点古书。”

“看你这位老弟的表情，你好像对‘张鸣岐’这名字不太陌生？”

“有什么好陌生的呢？三十八年前，你不是这块地盘上的父母官吗？你代理了两广总督、又兼署了广州将军。在我们脚下泥土里的七十二烈士，他们都死在你的任上、你的手上，我一点都不陌生。我陌生的，反倒是你到这里来，这么清早，又在三月二十九日的早上。你居然来了，你来干什么呢？”窥视者一口气说着，有点激动。

大官人好奇的望着对方，半晌无语。最后，他遥望着天边外。“我来干什么？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我来向七十二烈士致敬，也向他们诉愿、诀别。”

“诉愿、诀别？他们在三十八年前就对你做过了。”

“那种诉愿和诀别，太激烈了吧？动刀动枪的，使人消受不起。”

“所以你把他们杀了。”

“让我提醒一句，是他们跑来杀我们的。但是事后调查，他们之中，有人临阵没上来、或没赶上，所以失败了。”

“在我们脚下，这七十二个人，看来陌生，但对你张鸣岐说来，却是老仇家呢。”

大官人表情木然。“三十八年过去了，不说‘往者已矣’又能说什么呢？中国变化太快了，使我们后侮都来不及，简直要忏悔了。谁又该忏悔呢？难道只是反革命的张鸣岐吗？张鸣岐的敝人、那些正义之士，全无忏悔的余地吗？大清帝国搞成了那样子，亡国官僚我有份；‘中华民国’搞成了这样子，开国功臣就可抖落尘埃、两手一拍吗？大清帝国、‘中华民国’，谁对不起中国，可有细帐可算呢。”

“细帐可以算，但大清帝国配算吗？大清帝国一次又一次打了败仗、丢掉中国最大的岛台湾。还有资格参与算细帐吗？”

“但大清帝国没有丢掉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外蒙古可是‘中华民国’的国家领导人给弄丢的。‘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缔造了‘中华民国’，难道是要卖掉外蒙古吗？甚至如果孙中山真正夺到权，东三省也给卖掉了，七十二烈士是要缔造一个又卖外蒙又卖东北的民国吗？革命先烈是令人顶礼的、革命先进是令人敬礼的，但是，‘中华民国’的先烈与先进，奚落起大清帝国来，恐怕得厚道一点。清朝的确腐败，但是两百六十七年的一统之功，不可以埋没。清朝的运气太坏，碰到了船坚炮利的洋鬼子，弄得丢人现眼，但清朝在中国不是坏朝代，至少比革命党反清复明的明朝好得多。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就祭起明太祖来，不算是好示范。复明、复明，复了明又怎样？明值得一复吗？懂历史的人，一比较，就知道清朝政治比明朝像样得多，清朝的皇帝，除了西太后外，都比明朝的皇帝好、制度也好。试看明朝太监当政，清朝的太监只是弄点小钱小权而已。至多只是李莲英这种货色，又算什么，比起明朝，全不够看。明末李自成进北京，宫中的太监就有七万人，连在外面的高达十万人。每个太监平均有四个家奴，算起来就是四十万。用来非法控制天下，这成什么世界！清朝的太监哪有这种场面！明朝上朝的时候，五百名武夫就排列在奉天门下，说是要纠仪，一指出有哪个官员失仪了，立刻抓下帽子，剥开衣服，痛打一顿。现在清朝的午门，至多只是皇上叫太监‘奉旨申斥’骂一两个官员的地方，但在明朝，就是当众脱裤子打屁股的地方，有的还先罚跪。有一次一百零七名官员一起罚跪五天，然后一律打屁股，每人分到三十廷仗。像这类羞辱臣下，被当场打死或打得终生残废的，数也数不清，有的还说奉有圣旨，打到家门来的；有的还打到别的衙门去的……像这样子胡闹的、黑暗的明朝政治，清朝是没有的。满洲人的天下也黑暗，但是天下乌鸦，绝不一般黑，五十步和百步，对受害的老百姓而言，还是不同的。因此，我们除非有办法驱逐黑乌鸦，否则的话，如果有不那么黑的、有可能变白一点的，我们还是不要失掉机会。这样才对老百姓真的好。革清朝的命，有它的正义性，但是革命底子太薄，革起来也太倒胃。”

“倒胃？革命怎么会倒胃？”

“孙中山革清朝的命，靠的只是土头土脑革命党，不是革命军。清朝垮了，孙中山交出权力，自觉失败了，又想夺回来，于是不择手段、花样翻新，从苏联引进布尔什维克式的现代革命党，其结构严密无情，已令土头土脑的革命党浩叹。孙中山又同时拿外国人的钱，建立党军，期以党领军，革军阀的命。结果呢，孙中山再一次失败——这一党军，被蒋介石篡夺，革命党不但未能以党领军，反倒被军所领、被新军阀蒋介石所领。孙中山糊里糊涂、矢志北伐，结果北伐成功，只是新军阀的成功，革命党完了，所有的革命党都被蒋介石给耍了。孙中山死后，革命党中的头子胡汉民说得好：‘民国十五年北伐的成功，只是军阀的成功，不是党的成功……一幕北伐的结果，只是军阀治权的转移，而不是革命政权的建立……只有过一次北伐，而不曾有过革命，尤其不曾有过三民主义的革命。’为什么‘不曾有过’？因为新军阀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他革了所有革命党的的命！所以，可以这么说，革了半天命，最后革到蒋介石家天下里头了。最后，蒋介石通吃了国民党、通吃了‘中华民国’、通吃了孙中山，也通吃了老革命同志。老革命同志被他杀的杀、关的关、放逐的放逐、戴脚镣的戴脚镣。到了今天，一九四九了，连最后的老本都保不住了。今年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六十七天以前，他引退了，烂摊子留给了李宗仁。但蒋介石虽然不是总统，还照做国民党总裁不误，他不会放手的，看来大陆也保不住了，‘中华民国’也就亡国了。”

“一定亡国吗？共产党当了家、不会继续用‘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吗？”

“这块招牌已经被蒋介石国民党弄臭了，共产党有志气，一定会换一块新招牌？”

“臭招牌就不能用吗？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不都在非国民党的人手里吗？”

“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没做过那么多坏事。第一，他们没丢过一寸中国领土，反倒有收回外蒙古的纪录；第二，他们不会垄断内政，以一党专政治国；第三，他们不会办个中央银行垄断国家财政；第四，他们不会党化教育，甚至有度量请国民党员做北京大学校长；第五，他们不会办《中央日报》、搞《中央通讯社》垄断舆论、禁止别人办报；第六，他们尊重职业外交官办外交；第七、第八、第九……第多少，军阀的德政说不完呢。当然军阀也做坏事，但是小巫见大巫，别以为小巫大巫都是巫，对受苦受难的人民说来，程度轻一点，就求爷爷告奶奶了。所以呀，我敢说，袁世凯到北洋军阀的臭招牌，是可以继承的；蒋介石国民党的臭招牌，可就难继承了，我敢说，‘中华民国’亡国亡定了，因为共产党不会继承这块臭招牌。中国革命者，从汤武革命起，都是自己做‘太祖高皇帝’的，禅让得来的天下都要改朝换代，何况自己打来的天下。没人要‘中华民国’了，最后要它的，大概只有‘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了。不过，七十二烈士中，战死的以外，有四十三人是砍头的。砍头前，我亲自开堂审问过他们，真是英雄好汉，有的我们暗示性的开脱，他们都不配合，非找死不可，所以四十二个，一一砍了。我曾仔细听过、看过他们的口供，发现他们到底为谁而战、为何而死，目标其实很空洞，并且有的还是错的。”

“错的？”

“错的。比如说，他们‘革命’是对的，但‘排满’就错了。”

“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是推翻异族、是排满、驱逐鞑虏，恢复汉族的天下。又有何错？”

“如果这是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目的、卖命目的，恐怕一切都给弄拧了。世界人类种族有三大类：黄种的蒙古利亚种、白种的高加索种、黑种的尼革罗种。中国人是黄种，其中又分了汉满蒙等大族。在大族中，汉族一直是中国土地上的老大，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土地上完全被其他种族统治的时期，只有十三世纪蒙族元朝，和十七世纪到今天的满族，加在一起，不过三百四十多年。蒙族人长得比较矮、眼珠黑、胡子少，但蒙族的祖先成吉思汗那一支，却灰眼珠、长得高、又有长胡子，可能混有满族的血液。十三世纪蒙族占据中国后，它把满族排名第三，叫满族做汉人，把汉族排名第四，叫南人：十七世纪满族占据中国，它同样把蒙族排在汉族之前，跟蒙族通婚，给蒙族和尚盖喇嘛庙，不许汉族种蒙族的地，也不许跟蒙族通婚，并且规定汉族在蒙族地方做生意，有一定居留期间。满族的用意很明显，他要联合蒙族，防范汉族。满族为什么防范汉族？因为汉族在中国做老大太久了、根太深了、人太多了，文化又高，不能不约束它的影响力和同化力。满族南下的时候，自中国东北越过万里长城，正象征了汉族的失败——万里长城挡不住汉族以外的种族了。盖万里长城其实象征的，不是汉族皇帝的丰功伟业，而是对付‘非我族类’政策的失败。”

窥视者为之一怔。“把盖万里长城当成汉族的失败，这一解释，对我倒是新解的。”

“因为满族实非异族，满族不是非你族类。汉族说满族是异族、是鞑虏、是夷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古代中国小，中原地区只是河南、山西这些地方，那时大家以为除了这地方的人，其他都是异族，其实都是老祖宗们的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陝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屈股底下，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这些说不尽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氐、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纪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满汉通婚，又一批新的杂种出来了。正因为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汉族中的胡人成分。我们忘了唐大宗的母亲是外国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亲是外国人，其实，唐朝啦、明朝啦，他们皇亲国戚的血统，早就是杂种了。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里，岂不明显的有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母亲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岂止是‘当今圣上’，就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五胡乱华那类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里面，绝对清洁，——没有胡骚味！”

“你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种夷狄观念，是根本就弄错了的？”

大官人点点头，“回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来回溯去，若是回溯的范围只限于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它中原以外的地方于不问，或一律以夷狄视之，这种作法，不是看小中国和中国民族，又是什么呢？当时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国民族，但是在这些中原地区以外的，又何尝不是中国民族呢？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东夷的、是荆吴的、是百越的、是东胡的、是肃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氐羌的、是吐蕃的、是苗猺的、是罗罗缅甸的、是僰掸的、乃至西域系统的白种中国人、三国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仑奴等黑种中国人，又何尝不统统是中国民族呢？从这种角度来看、博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的历史，打来打去，还不脱是同族相残的历史，这种历史中所谓的‘东逐东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罢，乃至南征北讨，‘多事四夷’，赶来杀去，所赶杀的对象，竟不是真的什么‘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我们读古文《吊古战场文》，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惨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以外，压很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他们都是中国人！”

窥视者点点头，陷入沉思。“哦，他们都是中国人！”

“由此可知，所谓什么我中原你夷狄之分、我汉族你满族之别，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大家都搞错了，搞得度量很狭窄，不像男子汉，男子汉哪有这样小小气气的整天把自己同胞当成外国人的？”

“你老先生是说七十二烈士白死了？”六十老者一脸严肃，像在板脸质问。

“如果把七十二烈士定位在‘排满’上，七十二烈士就真的白死了。”

“怎么才不白死？”

“要把为何而死的题目换成另一个。”

“照你这样说来，反对满族是‘度量很狭窄，不像男子汉’？”

大官人笑了一下。“七十二烈士是男子汉，只要别再喊‘排满’的口号。要换个别的。”

“像‘反清复明’？”

“‘反清’是对的，但‘复明’就错了。明朝比不上清朝，刚才我说过了。”

“七十二烈士搞革命，原因就在他们绝望了，满清一片漆黑，他们不相信满清能变白了。”

“不相信，自是一种选择，理应尊重。但是可别推出‘排满’啊、‘复明’啊这些口号了。这些口号都是站不住的。”

“那七十二烈士还为了什么？为了反抗暴君？”

“大体上说，清朝其实没有暴君，它的皇帝苛细的有之、小气的有之，但是谈不上有暴君，这是可以肯定的地方。至于它怎么‘得天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怎么‘治天下’。作为中国人，中国是我永恒的信念，但中国里面的帝王政权，不论是正统的、非正统的、僭伪的，检验它的尺度只有一个，就是看它怎样待我。照古典一点的说法，是你统治者怎样‘视’我。孟子对齐宣王不是说得好清楚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孟子眼里，在上面的与在下面的关系是相对的，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只是人民没有组织，不容易形成团结的力量。但是，一旦有了，就会揭竿而起。”

“是革命吗？”

“那只是名词的大同小异，是革命、是起义、是造反、是犯上，都相通的。”

“犯上？不是冒犯皇帝吗？”

“这就看出孟子的更进一步，人民碰到暴君，到底要怎么办呢？照墨子、董仲舒他们的看法，人民只能消极的期盼天威、天谴来对付坏皇帝，只能靠老天爷。但孟子就很聪明，他有本领把孔子的正名主义，发挥到皇上头上来。孟子并不否定皇上是皇上，但他给皇上的动作定了一个极限，你皇上不能超过，一超过，对不起，你就不是皇上了，你‘君不君’，我们就把你当成一个‘独夫’看、一个个人看，我们就可以干掉你，商纣是暴君，我们要杀你，但那不叫‘弑君’，‘弑君’太难听了。你商纣‘君不君’了，你只是一个‘独夫’、一个个人。杀你，只是杀一介平民，‘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就是孟子的摘帽子戏法，孟子真聪明。他比洋人聪明多了。洋人直到孟子以后两千年，才发明出来‘暴君放伐论’、‘暴君反抗论’，孟子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发明出来了。难怪一千七百年后，专制魔王明太祖要出版《孟子节文》来删掉圣人之言，并半开玩笑的恫吓说，孟子这小老头，如果生在明朝，一定法办他呢。幸亏孟子好运到，他一辈子高倡‘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但他一辈子没有机会参与实际政治、参与‘弑君’大业，也没碰到明太祖，最重要的，他没碰到八国联军。”

“什么意思？碰到八国联军，会不同吗？”

“会，因为那是外国人。”

“外国人在中国施暴，和本国人暴君施暴、甚至暴民施暴，有不同吗？”

“很痛苦的告诉你，有不同的。本国人暴君施暴，再坏也坏不过外国人。因为本国人暴君施暴、乃至暴民施暴，是一阵子的，至多十年，施完了还得安定下来，走富国强兵路线。但外国人就不同了，它没完没了，即使表面上停下来，骨子里还在吸你的血。战争后的外国人，他们等于在中国开了一家吸血站，八国联军撤走了，可是庚子赔款总额是当年的美金三亿三千万，就是中国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中国政府没钱赔，没关系，借，利息是以三十九年中，每年按四分加利息，结果，利息一爬上来，总赔款不是四亿五千万了，变成了九亿八千万，明确的数字是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超过了原来赔款两倍以上。并且，赔款方式必须用外币而非中国白银来偿付，这下子每年在兑换上就先冒出几百万两的额外损失，特别是在银价大跌的年代。比如说，中国在一九零三年赔出的，不是大家约好的四千二百五十万两，而是杠上开花的五千三百五十万两，中国有限的国家资金如此外流，所以说，外国人在中国施暴，和本国人在中国施暴，还是有程度上的不同的。本国人吃人见骨头，外国人吃人不见骨头。用南京大屠杀的事，一比就知道了，本国军人再残暴，也干不出日本军人干的事。”

“满清人进关，‘扬州三日’、‘嘉定三屠’，又怎么说呢？”

“就是程度不同。打天下时，有杀戮，何代无之，是难免的，但是就是跟外国人不一样。清军入北京，可为明朝皇帝皇后发丧呢、叫臣民服丧三日呢；臣属殉难的，一律赠谧赐荫呢、还立庙祭祀呢。日本人给你来这一套吗？满清的吏治绝对比明朝好，尤其税负上，明朝的辽饷、练饷、剿饷，苛捐杂税都取消了，厂卫的特务政治，也为之一清了。说满清人特权吗？我看却有特不权。满清规定八旗‘旗丁（成年的旗人）给予世禄口粮，止许为官为兵，不得为工商’，不得官商勾结、与民争利，我看民国以后的中国就做不到。满清绝不是坏政府，但它在洋人的压迫下，应付不来了。”

“所以要革命。”

“革命也许有效，但一旦革起命来，就会几十年不得安宁。到头来丧权辱国的，恐怕比清朝犹有过之。看看‘中华民国’的纪录吧。清朝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国，从明朝手里，接收了三百五十三万平方公里土地，然而却带来了二百四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嫁妆’，他们满清老家的土地。开国后，积极开疆拓土，又增加了内蒙古、外蒙古、台湾、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方，连带满清老家在内，总共增加了九百四十七万六千平方公里，合计一千三百万六千平方公里，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元朝的最大帝国，其实元朝扣除四大汗国，本部还赶不上清朝。后来，洋人来了、东洋人来了，自一八四二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到一八九五年的中日《马关条约》，总共割让了一百六十一万平方公里土地，但直到它亡国，它移交给‘中华民国’的土地是一千一百四十二万平方公里，仍比明朝多出三倍多。如此说来，清朝不但从明朝手里得到的土地原封不动的交回，而且还连本带利交给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国’更多，满族没有对不起中华民族。”

“你说得很逗，满有道理，我倒从来没从这一角度想过。”

“真正的丧权辱国、出卖中国乃是‘中华民国’干的事。丢了一个外蒙古，面积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比清朝历次不平等条约损失的领土还要大二十万平方公里，这种豪赌和卖国的大方，真叫人叹为观止。从个人言，这是蒋介石干的；从政府言，这不是‘中华民国’干的吗？所以我才说，七十二烈士要革命，千万别打着排满的口号了。他们缔造的‘中华民国’自己，早就构成革命对象了。”

“‘中华民国’时运不济呀，碰到坏邻居日本、俄国。”

“清廷碰到的坏邻居，比‘中华民国’少吗？”

“七十二烈士没有更好的口号吗？”

“说来有点奇怪，至少我从听到的、看到的口供里，找不出来，真奇怪。”

“他们留下的遗书总有吧？”

“你去看看吧，遗书光明磊落、感人肺腑，都没问题，可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死，却天马行空。可见为革命而死，比为革命理论而死容易多了。”

“遗书里这么空洞吗？”

“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给他父亲的遗书中，三次提到‘满政府’、两次提到‘驱满’，太空洞了吧？林觉民给他父亲的遗书中，更空洞了，他说他的一死，‘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作为革命理由，太天马行空了吧？”

“这倒没注意到。”

“必须注意到。”

“除此以外，还要注意什么？”

“就我这前清人物看，还要注意到，搞革命，其实一不小心就革到别人家里，帮了别人家天下，看看他们的‘中华民国’，前端为袁世凯建立家天下、后端为蒋介石建立家天下，如今蒋介石的家天下还方兴未艾呢，等着瞧吧。也许有人说，专提袁世凯蒋介石不公道，至少孙中山没有家天下，是不是？我看也不见得，请问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是怎么当上广州市长的？孙科一生三次当广州市长，一九二一、一九二三、一九二五，为什么孙中山在广州做总统、做领导人，他的儿子却做了广州市长、小朝廷的首都市长，为什么？这叫‘天下为公’吗？也许有人说，孙中山最喜欢题字‘天下为公’，看来一定有不得已的自私理由。现在，理由查出来了。原来孙科抢着要当首都市长。孙中山不给吗？好像不行。孙科放话说，你不给我做广州市长，我就公开给我妈妈祝寿。儿子一给妈祝寿，妈就走了光，原来妈不是宋庆龄，而是孙中山的元配卢太夫人，这一大张旗鼓祝寿，首当其冲的就祝出一个事实，原来宋庆龄是姨太太！这还得了，孙中山不是重婚，就是讨小，丢死人了，所以，‘天下为公’的孙中山，‘天下为公’了半天，立刻屈服，特派孙科为广州市长了、天下为私了。孙中山只当个总统，孙科就飞黄腾达如此；孙中山若做了皇上，孙科不是袁克定、蒋经国吗？所以呀，革命家必须有点心理准备，你本来为国家革的命，最后革给一家了。不是吗？”

“听了你先生的这番高论，见解上的确别有洞天，当然值得讨论的不是没有。不过有一点，最重要的，未曾参加革命的恐怕有所未知，就是：革命者必须有的心理准备乃是，你不能因为革命会被偷走就不革命。革命的‘报酬’，和美德一样，本身就是它的‘报酬’，‘报酬’往往反射到它自身。革命以后，一定有一些人要独占革命、甚至有一些局外人要参与分肥革命，这种现象，毋宁是不必奇怪的，革命者应该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一心理准备，未曾躬与革命的人，很难想像。”

“是啊，理论上至少是。可是事实上，革命者除非死了，活着的，一定会有不同的反应，至少会替死去的先烈有所反应，记得老革命党、为革命坐牢、为革命被逐出师门、为革命被‘自己人’点名通缉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吗？他就是不服这口气，他对定都南京就不赞成。他写对联：

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

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

为什么牺牲掉的革命党会死不暝目呢？因为革命被偷走了。‘中华民国’四个字，本是章太炎定名出来的。可是成立以后，第一次被反‘中华民国’的袁家偷走、第二次以后就被假借‘中华民国’的蒋家偷走了。民声在兹，民间的四句传言里的蒋家是广义的，传言是：

蒋家天下、陈家党。

孔家钞票、宋家屄。

从四大家族的一网兜收看，革命缔造的‘中华民国’，竟然沦为四大家族刀俎下的肥肉，我想七十二烈士中，也许会有人感到死得未免太不值得了。”

“看革命，要大处着眼才觉得值得。大处着眼看最高点，才是最高境界。”

“在这七十二烈士墓上的最高境界、最高点是自由，原始设计的最高点本是自由女神像，现在却给改成国民党的大党徽了，自由女神像不见了。你怎么说？”大官人在质问。

“我想有一天会改回来。”

“哪一天？”

“国民党的天下告一段落后的那一天。”

“七十二烈士就等那一天吧。对革命家说来，大处着眼是好的。七十二烈士搞革命，即使大处着眼，也不是没有风险的，那风险就是‘革命后遗症’。‘革命后遗症’是有意想不到的长度、广度、和深度，一旦发作，很难停下来、也很难挡住，正所谓‘举国欲狂’，法国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教训，后遗症出来，爱国者可能变成卖国者、救国者可能变成祸国者，大家都疯了，眼珠里都是血丝，手握的都是拳头。因为后遗症有意想不到的长度，所以停不下来。唯一能停下来的，是躺在黄花岗上的英雄们，但生者仍不放过他们，要告朔饩羊式的一年一祭，至今搞了三十八年了，三十八年都停不下来，当政者还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报上说，今天上午，广州各界要盛大举行革命先烈纪念，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再过两三个小时，公祭大队就要来了。看来我差不多也该走了。”大官人说。

“你走了，我也要走了。”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已经公开承认‘革命之目的，非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之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结果是：‘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这些白纸黑字的宣言，清楚说明了革命结果是‘无进步可言’，反使中国‘江河日下’，也就是说，对革命党说来，我们革命是失败的；对中国人民说来，你们革命是失败的。一九二五年孙中山死时犹说：‘革命尚未成功’，但什么时候成功呢？人民等了三十八年了，等到首都南京都丢了两次了，亡国就在眼前了，三十八年了，‘中华民国’都给亡国了，我们中国人民还眼巴巴等个什么？还好意思骂‘满洲’吗？‘满洲’再对不起中国，也没把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卖掉啊。”

“你说的，的确有道理。经过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试验，最后我们认清楚了，‘中华民国’是亡定了，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中国人民会面对一个崭新的巨变。面对新革命带来的新国家。”

“新革命？新国家？躺在这儿的‘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怎么办？”大官人问。

“他们躺在那儿看亡国。”

“新的中国不是他们的吗？”

“也是他们的，但在阶段性上，他们缔造的是‘中华民国’，不是新的国家。”

“听你说的、列举的这些‘中华民国’的成就，我都承认，但是，在时代的大江东去里，这些成就，有的你不革命，也会慢慢出现。当然，革命会来得更快。但是，也别忘了革命带来的巨大代价和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你简直不能预估它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别以为革命一次就万事大吉了，革命会引发二次革命、不断的革命、乃至大革命又大革命。看看法国大革命吧。折腾了十年十年又十年，真是千万人头落地。”

“这样说来，还是革命的好，不过这个好，要靠时间打底、兴亡打底、千万人头打底才算。”

“时间打底？三十八年还不够吗？兴亡打底？开国亡国还不算吗？千万人头落地，三十八年来死的还不够多吗？老弟啊，别忘了清朝的稳定是有二百六十七年底子的。为什么五代不稳定？因为五代只有五十三年，五十三年间，出了五个朝代、十二个帝王，而清朝只有一个朝代，只传了十个帝王。这代表什么？代表了中国政局的稳定。革命是波澜壮阔的、甚至是令人向往的，但必须有心理准备，就是底子太薄，会引发动乱。动乱一来，三十八年是止不住的，还要进一步的磨合。动乱是不好的，稳定是重要的，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

“躺在这里的七十二烈士，他们没有心理准备吗？”

“不能说没有，但是太乐观了。总以为‘我死则国生’，其实啊，他们没看到，三十八年过去了，他们的墓园黄花犹在，但是他们的国家却黄土一掊。黄花岗上的英雄们想得到吗？想不到吧？”

“他们如果没死，也许二次革命啊。”

“二次革命？看从什么时候开始。共产党里有个董必武，他是老同盟会的，搞辛亥革命；可是十年后他就发现辛亥革命不够，得搞共产党革命才成，一九二一年，他做了共产党的创党人，那时他三十五了，一九三四年长征时，他四十八了，已经是翻山越岭时年纪最大的人了，今年一九四九，他六十三了，七十二烈士如没死，除非趁年轻就来二次革命，否则翻山越岭同志都不要你了，嫌你太老了。”

“救国救民太老，祸国殃民一点也不老。”

“什么意思啊？”

“有一个人跟董必武同岁，从年轻到老，一路祸国殃民呢。”

“谁呀？”

“蒋介石呀。”

两人笑起来。

“我没想到蒋介石和董必武同岁。”

“其实蒋介石小一岁。真正和董必武同岁的，就站在你眼前。”

“是你老弟？”

“是本人，一八八六生，前清光绪十二年，台湾设省那一年。”

“噢，这么算来，我痴长你老弟十一岁。”

“我现在去二次革命，”窥视者笑着问，“共产党会要我吗？”

大官人笑了一下。“有个董必武，已经够了。”

两人相对笑起来。

“看来，”窥视者补上一句，“要革命可得趁早哇。”

“岂止革命要趁早，”大官人接上话，“要赡仰革命先烈，也得趁早哇。今天我就来晚了。不过，在公祭大队没来前，我们都不晚。时候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说着，大官人伸出手来，窥视者犹豫了刹那，也伸出手来，握了一下，就放开了。

“我怎么称呼你这位老弟呢？我还没请教尊姓大名呢。”

“尊姓大名吗？”窥视者露出苦笑。“我们是小人物，不提也罢。今天幸会，就当是萍水相逢吧。”

大官人略显惊奇的笑了一下。“刚才我报出我叫张鸣岐，你老弟好像很熟悉的样子。我奇怪我离开政海三十多年，在我游宦之地，居然有人还不陌生。”

“为什么不陌生？因为你到了七十二个死者都恨你的一方土地上。一旦离开了这方土地，你可能只是历史教科书里的一行字，没有任河爱恨情仇，一切归于死寂。”

“你老弟说得全对，这也就是今天一大早我来这方土地的一个原因、一个因缘。我来了，我来面对一百四十四只眼睛，为缔造民国而死不瞑目的眼睛。七十二烈士死而有知，已经轮不到对我的仇恨。我算什么呢？‘桀犬吠尧，各为其主’，大清政府的确是我的效忠对象，别把我当成遗少或遗老，请把我看成一往情深的忠臣吧，没效忠民国，难道我就不是忠臣吗？我就不服气。我是清朝的忠臣啊。至于七十二烈士恨我，我不这样看。记得三二九后五个多月，革命党拿下广州，我属下的水师提督李准立场不稳了，广州各团体要脱离中央政府，举我做都督，我表面答应，骨子里却在九月十八日逃到香港。于是各团体又推出胡汉民做都督，九月二十日，胡汉民来了，李准就带着部队表示欢迎他。后来很快的，李准也逃到香港。在清朝皇帝还未退位前，黄克强打了一个三十四个字的电报给李准，原文记得是：‘香港李直绳先生鉴：粤省光复，公树伟功，从前公仇，一概消释，望勿再为虏廷所惑。黄兴。’意思很明显：你李准先生，黄花岗革命时杀了我们太多的革命党，可是广州光复时，你终于倒向了我们。过去种种公仇，一笔勾销了。如今清朝皇帝尚未下台，南北拉锯，北方一定还要拉你，你可别动摇啊。黄克强这封电报，把革命党的立场简明扼要的写出来了。你是仇家，但你后功抵了前过，我们是不记仇的。我张鸣岐虽然不像李准那样会‘反正’，但我的立身，也没有使七十二烈士恨我的余地。唉，七十二烈士要恨什么，该恨的可多着哪，何必恨我呢。三十八年过去了，我也七十五岁了，我觉得我该来看看他们。‘时光容易把人抛’，也容易抛走情仇恩怨。三十八年前，我在广州服务，我的一点经历，也许可以见证这段往事，所以我来了。所谓见证，其实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心愿，姑且算还愿吧。‘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来日无多，以后恐怕也难再来了。”

“还愿？你的话里有玄机呢。”

大官人盯住对方，叹了一口气。“三十八年来，午夜梦回，我常常想起我年轻时候做的事，有时候理道气壮，有时候心头不安。如今我老了，老得越来越能心平气和的看待，知道不久大家同归于土。我三十六岁做封彊大吏，当时是中国最年轻的总督，但我的生涯也就停格在这里。我一生彷彿只做了一件事，并且，还不算成功的事。在这件事中，死的人反倒成功了，活下来的就说不清了。因此，我虽活了下来，却彷彿追随死的人死去了，彷彿要用一起死去来证明我并不失败。所以啊，今天不是生者来凭吊死者，而是同归于死，死者在认同生者。七十二烈士死而有知，将发现我是他们的知己、是求仁得仁的成全者、自足者，我在三月二十九日清早六点前来，会比上午十点来的那些广东各界公祭黄花岗的场面更引人动容吧？记得黄克强写的那首《蝶恋花 吊黄花岗》吗？让我在黄花岗上背出听听吧：

转眼黄花看发处，

为嘱西风，

暂把香笼住。

待酿满枝清艳露，

和香吹上无情墓。（网上查为“和风吹上无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

记血肉纷飞，

气直吞狂虏。

事败垂成原鼠子，

英雄地下长无语。

这词写得真好，‘英雄地下长无语’，多么希望他们听到地上有两个人的谈话内容。两个人，一个是使他们变成烈士的老仇家，另一个是姓名保密的神秘人士，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清早，这位神秘人士第一次登上岗来，他是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跟七十二烈土的关系，一定不简单、不简单。你老弟啊，萍水相逢，终需一别，就此再见了。”

大官人又伸出了手，窥视者没有犹豫，跟他握了。大官人转身下岗，他半伸手臂，打着招呼，但是没有回头。

进了汽车，秘书从前座扭过头来。

“大人知道他是谁吗？跟大人谈了这么久的。”

张大人摇摇头。

“我在下边等大人的时候，正好碰到管烈士墓园的主任。主任看到坐轿车来的大人一定有来头，特别跑过来打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老爷这么早到这地方来，一定有特别原因。是不是要跟来得更早的那位‘活烈士’聊聊啊。我问什么‘活烈士’，主任说你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却都知道他，他这位先生，每年三月二十九一定来，一来就待上一上午。大家都很好奇。十年前，他被认出来了，原来他是当年参加黄花岗起义的一分子，还是敢死队长之一呢，原来他旧地重游，每年一次的旧地重游，说重游，太不对劲了，该是旧地凭吊才对。我问主任这位先生叫什么，他说叫‘莫纪彭，纪念的纪、《彭公案》的彭。我问可有人陪他来，主任说从来没有，孤零零的，没有任何人陪他，也没有车。”

“你说这个人叫什么来的？”

“叫莫纪彭，纪念的纪、《彭公案》的彭。”

“噢，”张大人想了一下，“我似乎有个印象，有这么一个人。他参加过黄花岗之役，没死、逃掉了。鼎革以后，假革命党当了家，他这种人给挤掉了，没再听说过他，他出局了。三十八年后，他竟重新出现在广州，上了黄花岗，哦，原来是他。”

“报告大人，不只三十八年后，主任说这位莫先生年年三月二十九出现。主任说担任墓园主任已经十年了，十年前接手的时候，前任主任就告诉他，有一个怪人，每年三月二十九都来流连不去。墓园主任办移交，好像这位怪人是他们移交项目的一部分，今年三月二十九又到了，这个怪人一早就来了，可是没想到又来了一位坐轿车的，主任有点纳闷，就过来跟我聊上了。”

“哦，”张大人一脸困惑。“他每年三月二十九都来，为什么？为的是什么？今天恰巧碰到我，聊了那么久，聊天时，我报了自己名讳，给了他一张名片……”

“大人啊，我可以想像他接下名片的表情了。”

“什么表情？”

“我说不出来。我跟大人几十年了，别人接下大人名片的表情，我看多了，可是令天这次却把我弄糊涂了。那表情……”

“是恨吗？”

“不像是。”

“是敬畏吗？”

“也不像是。”

“是惊讶吗？”

“看来有点惊讶，但又好像不出所料似的。又惊讶又不太惊讶。”

“是什么呢？”

“说不出来。看来有点得意，好像你不能把我怎么样了；又有点失意，好像我虽最后赢了，也不怎么样了；又有点同病相怜之意，好像你我都出局了，都不怎么样了；又有点差强人意，三月二十九，这个一片寒意的清早，两个都上黄花岗来，一定各存心事、各有各的心事。”

“真会说话！你想得真细、你说得真好！你很快掌握到他跟我的关系，就在三月二十九，就在黄花岗上，除此之外，他是我的敌人、我也是他的敌人，可是三十八年过去了，局面竟变得非胜非败、非敌非友了，本来两人也根本是天南地北的，但今天却巧遇在一起，并且巧遇过后，又是天南地北了。真想不到，巧遇的唯一连锁竟是七十二具枯骨，今天已成定论的所谓七十二烈士。多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的是大人为什么今天来；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莫先生每年今天来。今天以后，也许大人和莫先生都不再来。”

“为什么？”

“对大人而言，是此愿已还；对莫先生而言，是此情已了。今天的巧遇，正好是一个句点，大人和莫先生都意想不到的句点。不能再来了，再来都会很不胜其情。大人再来的时候，会在七十二具枯骨以外，出现一位‘活先烈’；莫先生再来的时候，会在七十二具枯骨以外，出现一位没有墓草久宿的宿敌，两位都不能单纯凭吊七十二烈士了。也许根本就不是凭吊、不止凭吊，是什么原因，太复杂了、太复杂了！所以呀，我说，今天是最好的句点，该是大人的第一次，是最后一次；是莫先生的最后一次，而最后一次就是第一次，早在三十八年前，他其实已经死了，死于张大人的兵勇枪下、或是刽子手的刀下，实际上，他不是‘活先烈’，乃是——”

“是什么？”

“是死活人、死的活人。”

张大人点了点头。“听你说的，倒不无道理。那他今天，甚至每年三月二十九，他为什么要来？”

“来归队啊，死人归队啊，他变成了孤魂野鬼、游魂无归，所以魂兮归来了。所以呀，我们看莫先生，不要把他当活人看，要把他当死人看、当幽灵看，这样我们就懂了、就解开了这个谜。大人啊，今天我们可真是活见鬼了，当然，‘子魂魄兮为鬼雄’，他鬼得很悲壮，值得我们表示一点敬意。”

“我看不然。把莫纪彭当人看、当个守死不去的人看，我们才会懂他。莫纪彭不是鬼，相反的，他是七十二个群鬼的代言人、七十二个‘万马齐喑’死鬼的阳间代言人、七十二个被杀的人‘地下长无语’了，只留下莫纪彭一个活口为他们倾诉、为他们抗议、为他们仗义执言。”

“大人啊，莫先生为他们仗义执言，千言万语，赶不上你大人的一句话。”

“在他们眼里，我是消灭他们的人，我是胜利者、我是敌人。”

“正因为大人是这些，大人的声音才是珍贵的。大人在三十八年后的三二九清早，到这边来，难道是示威吗？是炫耀吗？是单纯的凭吊吗？单纯的走一走吗？都不是吧？”

“但我如果没碰到他，我一个人上去又下来了，我去干什么？我发出你说的声音，又给谁听呢？”

“没人能猜测大人从北京来到广州，在这大清早到这里来干什么，大人也不知道会碰到这么一位活先烈或死活人，只是太巧了，龙云际合，碰到了，让他听到你大人的声音、让七十二烈士的阳间代言人听到你大人的声音，这就是功德圆满。本来就如此嘛，他莫先生已经出局了，你张大人已经退隐了，你们心中的话，又说给谁听呢？又有谁要听呢？今天太好了，一个要说，一个在听；另一个要说，另一个在听，多圆满啊。并且要说要听的地点，除此之外，悉属不伦，所以我才说龙云际合、功德圆满，只是，可能有一点美中不足——”

“不足？什么不足？”

“莫先生知道了你是谁，却不告诉你他是谁。”

“公墓主任已经透露了他是谁。”

“可是莫先生不知道张大人跟他分手后终于知道了他是谁。”

“他有必要知道吗？”

“大人啊，拿捏这种人间际遇，大人最清楚了。”

“王司机，”突然间，张大人从后座下达指令，“车在路边停一下。”

车停了，张大人扭头，指着后车窗台上的小香炉，“于秘书，把这小香炉包起来。”

于秘书下了车，又从后车门钻进来，捧起小香炉，“大人，小香炉已经熄了，只剩下微温了。”

“就那样包起来最好。你就坐在后座包吧。”

于秘书拿出棉套，小心翼翼的把小香炉装进去。

“王司机，我们掉头，再回到烈士墓园门口。要快一点。”大官人再下指令，俐落一如当年。

“是，大人。”王司机加紧了油门。

回到墓园进口，后车门开了，于秘书先下车来，张大人依旧坐着，掏出一张名帖，工整的写下：

香熏烛照，

死生以之。

敌友江湖，

纪彭宝之。

弟张鸣岐造

己丑三月二十九日，羊城

写好了，他小心翼翼的摺起来，轻轻塞在小香炉的侧面。

这时墓园主任已经恭候在车旁了。“大人有事交代吗？”

“莫先生还在上边吧？”

“还在，他每次来，会待很久，大约中午才离开。”

“好的。有件小礼物，等莫先生下来，主任转交他好吗？”

“一定照办，大人吩咐的，一定照办。”主任恭敬答应着。“礼物一定很珍贵，大人不需要叫秘书直接送上去，面交莫先生吗？”

“哦，”大官人停了一下。“还是由主任转交吧。”张大人狡猾的笑了一下。“那样莫先生更容易收下。礼物是铜铸的，不值什么钱，却是我学佛后亲自鸠工手铸的，底部还有三个篆字‘张鸣岐’呢，小小纪念品，一点心意。”

说着，张大人示意于秘书：“留点小意思，请主任赏给打扫墓园的清洁工吧。”于秘书会意，立刻掏出红包，双手送给主任。主任谦辞了一番，就收下来。

极目深处，彷彿一个身影在遥望，太远了，有点模糊，可是，在生死线外，生死一线的瑰丽，就在模糊；生死一切的波澜壮阔，就在模糊。

在归程的轿车里，大官人默然不语，好一阵子，他突然开口说：“记起来了！在三十八年前的总督府公文里，我记得有这个‘莫纪彭’的名字出现，他是黄克强带头的选锋队长之一。原来是他！”

“选锋队长，请问大人，是什么意思？”

“选锋队长就是敢死队队长。”

“这位莫先生是黄花岗的重要人物。”

“当然是，并且是重要活口。别人都死了，只有他活着。跟七十二烈士一起活着。或者说，一起死着。”

“当时除了打死的、砍头的，总有逃出来的吧？现在还活着的。”

“我也一直注意这个问题。好像还有一个，叫胡毅生。不过他很不名誉，当时他搞后勤，掌管起义的兵器的供应，听说他临阵动摇，大家在武器分配上，出了纰漏，因为他的堂哥是胡汉民，所以打着黄花岗招牌，在国民党里招摇好多年。”

“胡汉民不也参加了三二九吗？”

“胡汉民晚了一天，别人在前线打死了，他才从香港出发。这种人根本没到革命的最前线。”

“这位莫先生是道地革命最前线的吧？”

“他是选锋队长，当然在最前线。我不清楚他是怎么死里逃生的。他们的领导人黄克强也逃出来了，打断两只手指。”

“这些最前线的三二九英雄，却没听说在国民党里享受荣华富贵。”

“黄克强死得早，黄花岗后五年就病死了。活跃的只有陈炯明，听说莫纪彭后来跟过陈炯明。陈炯明反孙中山，搞反孙革命，莫纪彭好像没有参加。莫纪彭和刘师复他们后来变成无政府主义者，可以想像，人一变成无政府主义者，就出局了。”

“这样看来，这位莫先生是黄花岗留下的唯一象征、唯一讽刺。今天早上，他比大人还先上山，到现在还徘徊不去，他在干什么，难道想等到十点，混在人群中，一起公祭七十二烈士？”

“我看未必公祭七十二烈士。”张大人笑了一下。“他可能公祭他自己。”

“大人说得玄之又玄了。他公祭他自己，他是人还是鬼、是英雄还是鬼雄？他是谁？”

“他是谁？你问得好。他是谁，他不再是莫先生、不再是莫纪彭、不再是开国元勋、也不再是选锋队长。他是——”

“他是谁？”

大官人低头沉思了一下，想着什么。最后，想到了答案：“他是谁？他没有名字，只有编号，他是黄花岗死者的最后一个，他不是活先烈，也不是死活人，他是‘第七十三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