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言短篇小说之王

文言短篇小说历经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发展到宋、元，一蹶不振，趋于衰落。可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异峰突起，取得了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全书近500个短篇，写尽人间不平，讴歌美好的爱情，寄托一生怀才不遇的孤愤，立意新颖，曲折离奇，寓意深刻。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淄博)人。科场不利，71岁始成贡生。中年时，曾一度在宝应作幕客。其余时间，均在家乡作塾师。蒲松龄的作品，包括诗、词、赋、骈文、散文、俚曲等，均收集在《蒲松龄集》中。

(2)名篇介绍

A 促织

《促织》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作品首先简要地交待了征缴促织的时代背景，揭出从上到下的腐败。接着让主人公成名出场，介绍他迂讷善良、不善应酬的性格以及他承应苦差，将家产赔尽的经历。故事随着促织的求而不得、得而忽失、失而复得向前发展，人物的喜怒哀乐，成名的命运也随之沉浮升降。在神灵的启示下，成名得到了一头俊健的促织，不料又被儿子失手弄死。儿子惧祸，投井自尽。全家绝望伤心。谁知儿子的灵魂竟化为促织。这头促织貌不惊人，却力挫群虫，所向披靡。于是，成名因为进献促织而荣华富贵。

整个故事曲折波澜，大起大落。开始时，成名一筹莫措，山穷水尽。不久，由图索虫，绝处逢生，于是，举家庆贺。不料儿子将虫扑死，全家落入绝境，成名由喜极到怒极。儿子投井，成名化怒为悲，情节发展到最低点。忽然“门外虫鸣”，矛盾又走向解决。但作者还不愿一下子走向喜剧的结尾，又插入力挫群虫的曲折。全文紧紧抓住人与虫的对比来写。“每责一头，便倾数家之产”，捉到一只，便欣喜若狂；一旦弄死，便“面色灰死”，“如被冰雪”，这就有力地揭露出“人不如虫”的悲剧。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把握极为准确细腻。听说儿子扑死了促织，成名愤怒已极，“怒索儿”，儿子投井，成名“化怒为悲，抢呼欲绝”，这时，失去亲子的悲痛压倒了不能交差的忧虑和对儿子的怨怒。儿子复苏，又“心稍慰”。门外有虫鸣，则喜而收之，又怕这头促织太小，不能合格。这篇小说的剪裁极为得体。三次捕捉促织，第一次写得极简略，第二次写得很详细，极写促织得之不易，为后面的乐极生悲蓄势，第三次，促织是儿子灵魂变的，写得虚虚实实，惝恍迷离。

B 司文郎

《司文郎》是蒲松龄抨击科举的力作。作者在故事中设置了王平子、余杭生、宋生、瞽僧四个人物，着力写科场考试的前前后后。四人之中，王平子和余杭生是现实的人物，宋生是鬼魂，瞽僧是半仙似的神秘人物。

瞽僧有一种特殊的评文方式，他能用鼻子去嗅文章烧成的灰，从灰的气味去判断文章的优劣高下。瞽僧先闻了一下王平子的文章烧成的灰，说是“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瞽僧的嗅觉是否可靠呢？作者巧妙地让“怀疑派”余杭生出面，“先以古大家文烧试之”，瞽僧大呼“妙哉！”接着，余杭生又把自己的作文悄悄混入，谁知瞽僧不可欺，一嗅即说味儿太难闻，一闻就要吐。不料，余杭生居然中榜，王平子反倒名落孙山。宋生和王生跑去把结果告诉瞽僧。瞽僧叹息道：“我虽然眼瞎了，但鼻子还没瞎。那帘子里的试官连眼睛带鼻子都‘瞎’了。”不一会儿，余杭生气昂昂地来了，他得意地来嘲弄瞽僧。瞽僧讽刺他说，我评论的是文章的优劣，并没有给你算命，你不妨把试官们的文章取来，我一闻就知道哪一位是你的座师。余杭生和王平子果然去把文章找来了，烧到第六篇，瞽僧突然对着墙壁大吐，连连放屁，声大如雷。大家哄堂大笑。瞽僧对余杭生说，这就是你的老师啊！开始不知底细，不小心闻了一口，鼻子都受不了，吸到肚子里，膀胱里就容不下，直冲下面出来了。瞽僧状似疯颠，其实是痛骂试官。“帘中人并鼻盲矣”实为点睛之笔。

C 婴宁

《婴宁》是《聊斋志异》中一篇全力刻划性格的小说。这篇小说也写了故事，但故事极简单，也不给人多少印象，使人掩卷难忘的是小说的女主角婴宁。婴宁生长在山野，父母早亡，母亲临终前把婴宁交托给一位老婆婆。这老婆婆对婴宁十分爱惜。婴宁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没有多少礼教的束缚，天真烂漫，孜孜憨笑，嬉不知愁。作者特别抓住婴宁爱笑的特点，尽情描写。婴宁一出场，便是“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这是王子服眼睛中的婴宁，是那种一见钟情的情人眼里的婴宁，这是比较静止的描写。看到王子服注目不移的痴状，婴宁笑着对婢女说，这小伙子的目光像贼。后来，王子服登门，婴宁在门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她不知见生人不应嬉笑，也不知男女授受不亲、必须庄重才是。她只觉得这小伙子可笑。尽管老婆婆训她，她“忍笑而立”，不一会，“女复笑，不可仰视”。一出门，“笑声始纵”。以后见了王子服的母亲，“犹浓笑不顾”。结婚的那天，笑到无法拜天地。

作者还有意写了婴宁爱花的癖好。初次见面，只见她“拈梅花一朵”。王子服来了，她“由东而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见到王子服以后，“含笑拈花而入”。婴宁的住处，“白石铺路，夹道红花”、“豆棚花架满庭中”、“窗外海棠枝朵”。成家后，她“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hun诨〕，无非花者”。这是作者以花喻人、以花衬人。

作者有意为婴宁安排了一个远离凡俗尘嚣而又仍然充满人情味的环境。离城30多里，“乱山杂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婴宁就住在谷底的“丛花乱树中”，“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zhe哲〕其中”。作者又极写婴宁的痴，写婴宁的爱笑、喜欢花，写她的天真单纯，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

D 胭脂

蒲松龄善于写狐魅花妖；可是，《胭脂》一篇从头至尾没有出现超现实的情节和人物。《胭脂》的故事情节并不出奇。“三言”中已有类似的故事。蒲松龄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将前人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重新点染，腾挪变化，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胭脂》写的是公案。公案小说不难写出曲折的情节，可不容易写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常常是因事设人，人物被情节牵着走，性格很模糊。然而，《胭脂》不是因事设人，而是事随人走，故事的发展完全是人物性格冲突的自然结果。

《胭脂》写了四组人物，都是案件的相关之人。胭脂和鄂生是第一组，是恋爱的两位主角。其中胭脂是全案的根。全部故事和线索都围绕她的命运来展开。鄂生是胭脂意中之人，几乎成为冤案的牺牲品。宿介和王氏是第二组，是此案重要的知情人。其中王氏这一辅助人物的配置在这篇小说的结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者借王氏将故事的相关之人串到了一起。王氏是胭脂的邻居，是胭脂的“女闺中谈友”。王氏给胭脂介绍了门外那位“风采甚都”的少年(鄂生)的情况，又是王氏将胭脂看上鄂生的情况告诉了情夫宿介。而宿介又去讨便宜，遭到拒绝。无意中又将捡到的胭脂绣花鞋丢失，鞋子为毛大拾去。而毛大又曾挑逗王氏而遭到拒绝。条条线索都通向王氏，弄清王氏的情况实乃破案的关键。王氏在小说中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她还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通过她的介绍，胭脂才了解到鄂生的大致情况，从而下了决心。因为王氏与宿介的暧昧关系，才使案中又多了宿介插进来的一段波折。王氏又是毛大垂涎的对象，这才使毛大听到了王氏与宿介的对话，从而产生了骗奸的念头。牛医卞氏夫妇是第三组人物。故事开始时，卞氏夫妇游离于主线之外，后来，卞牛医成为凶案的直接受害者。毛大是第四组人物，他是真正的凶手。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胭脂、鄂生是作者歌颂的一方，毛大是受鞭斥的一方，从而构成善恶的两极。王氏、宿介是中间人物。王氏轻佻，宿介轻狂、行为不端。可是，王氏轻佻而能拒毛大于门外，宿介不端却并无杀人之心。王氏为胭脂介绍鄂生，未必没有成人之美的热心。与此同时，她却又会将此事当作笑话告诉她的情夫宿介，这就又显出她的轻薄。作者对王氏性格的描写很有分寸，恰到好处，充分表现出作者性格描写的深厚功力。写不够、写过了，都将不是“这一个”王氏。对王氏的描写实为这篇小说的一个难点。蒲松龄以艺术大师的功力，轻松地克服了这个难点，使王氏的形象显得十分真实。

蒲松龄善于用爱情去考验他笔下的人物，而且善于刻画爱情心理的曲折微妙之处。在《胭脂》中，作者通过胭脂、鄂生、王氏、宿介对爱情及男女关系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他们不同的思想和性格。胭脂看到鄂生从门外走过，她的表现是：“女意似动，秋波萦转之。”鄂生“去既远，女犹凝眺”。可见，这位小家碧玉在一见钟情之后有点情不自禁。经王氏挑明以后，胭脂“晕红上颊，脉脉不作一语”。既不敢贸然肯定，也没有断然否定。肯定则含羞不敢，否定则违反本心。“脉脉不作一语”，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王氏主动要为胭脂牵线，胭脂竟“无言”不应。直至相思成疾、有生命之虞时，胭脂才向王氏承认自己爱上了鄂生，疾病因此而起。胭脂的初次亮相，只是体现了她的羞涩和痴情。从胭脂严辞痛斥、拒绝宿介的诱奸，作者又展现了这位少女思想性格的又一个侧面：她对爱情的态度是严肃不苟且的，在狂暴面前，她是抗争的。她之所以钟情于鄂生，不光是因为鄂生“风采甚都”，而且因为她认为鄂生性格温和，能体谅她。当她有病的时候，“当相怜恤”，决不会施以狂暴。父亲被害以后，胭脂误以为鄂生是凶手，她对鄂生的爱全化为恨。

王氏对爱情的态度与胭脂成为鲜明的对比。王氏已婚，没有胭脂那么多的羞涩。可是，王氏的直言不讳中带有轻佻的成分。胭脂凝视鄂生背影的憨态，在王氏看去，是有点可笑的。宿介与王氏幽会时，王氏竟把这件事当笑话一样转告宿介。宿介并非规矩人，这一点王氏不会不知道。宿介丢了绣花鞋，四处寻觅不得，把实情告诉王氏，王氏居然毫无表示。对于宿介调戏其密友的事，她竟然漠然视之。

E 红玉

故事的主题是热烈地赞扬狐女红玉的侠肝义胆。可是，作者似乎并不急于奔向他的主题。故事一开始，好像是在写爱情。冯相如是《聊斋志异》中常见的穷秀才，却偏有“东邻女自墙上来窥”。有情人眼看就要成为眷属，却偏有家长冯翁的粗暴干涉。作者并没有将男女主角设计成与礼教抗争的人物，而是借此引出红玉慷慨出赀，替冯相如娶得卫氏的情节。于是，小说在悄悄地向主题靠拢。卫氏“神情光艳”、且“勤俭，有顺德”，“逾二年，举一男，名福儿”。故事至此，在读者的心中，卫氏俨然是红玉的化身，是化身又毕竟不是红玉。作者随手插入一个贪赃而免职回乡的宋御史，于是，小说的背景一下开拓到社会，冯相如的命运注入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宋御史正是社会恶势力的代表。作者极力渲染了他横行乡里的嚣张气焰。他看到卫氏漂亮，便诱以重金，以为冯生贫穷，必定动摇。金钱失败以后，又继之以暴力。这位“退居林下”的御史大人居然派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入冯家大打出手，抢走卫氏。冯翁气愤绝食，含恨死去。冯相如“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于是，暴露的笔墨由横行乡里的宋氏延拓而至支持宋氏的官僚机构。“后闻妇不屈死，益悲”。家破人亡之际，复仇则力所不能，隐忍则于心不甘，冯相如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陷于绝境。在这情节阻滞之时，作者插入一虬髯侠客，为冯相如伸张正义。虬髯客夜晚“越重垣入，杀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婢”。冯相如涉嫌入狱。虬髯客警告县令，冯相如得以出狱。出狱后，冯相如思前想后，痛不欲生，红玉带了冯相如的儿子忽然出现，与冯相如结为夫妇。红玉勤俭持家，帮助冯相如重振家业。

全篇以《红玉》名篇，但故事中间大段情节似乎并不涉及红玉。不涉及红玉而卫氏本由红玉介绍而来，今冯相如由卫氏而得祸，则红玉当不能坐视不救，所以红玉退出而读者心中却时刻不能忘怀，这正是作者虚虚实实的艺术手法。其次，虬髯客的粗豪直率，冯翁的刚烈暴躁，冯相如的善良，都得到了有力的刻画。